西乡隆盛的传奇始于1858年与月照和尚的生死经历。月照和尚由于勤王活动为幕府所不容，避难于萨摩藩，为主张倒幕的西乡隆盛收容。1858年兴起的“安政大狱”，新的萨摩藩藩主改变立场，悍然翻脸，命令西乡逮捕并流放月照。西乡屡次与新藩主争辩未果，无计可施，此时的西乡报国无门，报友无能，真是山穷水尽，一筹莫展。月照不愿连累西乡，乃伸头给西乡示意其砍下，表示宁死于同志之手，无怨无悔。
西乡这样的硬汉子，哪里肯在紧要关头卖友求荣。他从容无事，某夜，与月照泛舟于锦江湾，对饮高歌，最后两人相抱，一起蹈海自尽。谁知西乡幸运被救，而月照却淹死于海中。大难未死的西乡隆盛继续为维新事业奔波，数年后，逐渐成为萨摩藩最具实权的人物，并完成了月照生前未能实现的倒幕维新大业。西乡隆盛在月照逝世17周年时，还深情作诗道：“相约投渊无后先，岂图波上再生缘。田头十有余年梦，空隔幽男哭墓前。”
西乡隆盛独有的人格信誉，并非其自身独有，而是日本武士道文化的深远折射。战场上的生死瞬间，武士重名誉而轻生命由来已久，有时甚至显得不近情理。一名叫景正的武士在战场上被敌人的弓箭射中，仍带伤作战，同伴想为他取下射进眼睛里的箭，便用脚踩他的脸要为他拔出箭，他却大怒拔出刀刺杀同伴。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的颜面被他人践踏便损伤了武士的尊严与名誉。在名誉与死之间，武士宁愿选择前者。
日本历史上的武士，作为政治权威，在武国理念的指导下治理国家近七百年;作为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影响日本文化的构成及走向;作为理想形象，直到现代依然是日本国民效法和崇拜的对象。西乡隆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无论成败与否，他都得到日本人由衷的敬畏。
而洪秀全从起义那天起，就没把心思放在用兵打仗上。每到革命事业山穷水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动摇退缩，逃之夭夭。刚进入广西传教之时，困难重重，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洪秀全不堪忍受，借故扔下冯云山一个人，回广东老家继续当他的私塾老师去了。三年之后，得知冯云山在广西继续传教，且已发展了三千多名教徒，他大喜过望，立刻整好行囊，奔广西而来。到了广西，他不听冯云山韬光养晦的劝告，执意大干一场，捣毁了当地百姓信的甘王庙，引起官府注意。官府逮捕了冯云山，洪秀全吓得失魂落魄，借口回广东找两广总督营救冯，又跑回了广东老家待了一年半。等冯云山被别人营救出来，风头已经过去，他才又回到广西。洪秀全一生的“革命生涯”可以说都是误打误撞，他的投机心理与农民似的狡黠在起义之初随处可见，张宏杰总结得十分到位：
从创教之初，他就一直很少参与繁杂艰苦的具体事务，而是沉醉于制定规矩、讲究排场、编造神话、神化自己。所有政务，先是委之冯云山，后是委之杨秀清。他既没有操作具体事务的才能，也没有那种耐心和毅力。(张宏杰：《心不在焉的革命者：洪秀全》，《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