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9月，李大钊成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第二期的学生。1910年12月，清朝朝政日非、摇摇欲坠，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之声甚嚣尘上，立宪开国会以救沦亡成为全国的民运浪潮。同学也分成立宪派、革命派。李大钊参加剪发运动，并作为学校代表参加了天津市请开国会的请愿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出于爱国热忱，李大钊希望实现以袁世凯政府为中心的全国统一，群策群力建设共和国家。1912年李大钊在《隐忧篇》中写道：“国基未固，百制抢攘”，此时的国家至上思想，体现为对袁世凯政府的拥护。
1912年冬天，李大钊在北京与陈翼龙相识，加入中国社会党。1913年2月李大钊任社会党天津支部干事。这是他最早参加的、时间极为短暂的党派活动， 1913年8月6日，陈翼龙在北京被杀害，李大钊在社会党的活动即告终结。但社会主义理想留给他深沉的思考，反映在未完成的《大哀篇》中，只写出了“哀吾民之失所也”。他坚信“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赖吾民之实力辟之。吾民惟一之大任，乃在迈往直前，以应方来之世变，成败利钝，非所逆计。”
1913年冬，李大钊走出国门，东渡扶桑。在日本，他既受到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也认识了日本军国主义逼迫袁世凯出卖中国的丑恶，此时李大钊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是青春哲学和民彝理念。1916年8月，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李大钊弃学归国，被汤化龙委任为《晨钟报》编辑主任。但是他的爱国心、国情说、调和论、民彝观、青春说，都无法与汤化龙的主张合拍;在得到章士钊赞许合作创办《甲寅日刊》后，章士钊推荐他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从此开始新的生活。章士钊说：“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