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四中全会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他们的问题。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对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不点名地批评说，如果其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坚决制止，“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发了言，严肃批评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于是在我们党内，尤其是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骄傲自满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要使我们丧失敌情观念，必然要破坏我们党的团结，那我们就要丧失斗志，经不住敌人的任何袭击，从而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失败。”
邓小平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地步。他强调，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他还说：“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最后，邓小平说，四中全会和全会的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四中全会的决议是一副消毒剂，每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这个决议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使全党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气，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这年2月中旬，分别举行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反以自杀(未遂)拒绝党的挽救。1954年8月17日，高岗再次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