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也可以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最后抵达到社会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到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山积的奏折感到头疼,而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乾隆朝东华录》)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托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