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70年初，我就从报纸上得知美国要把钓鱼台送给日本的消息，但当时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放在心上。那年11月7日，我收到父亲寄来的《中华杂志》，看到晓波兄的文章，这才第一次感到我们这些留学生不能袖手旁观。正好11月中旬“大风社”开例会，我便把这篇文章拿给大家看，号召大家为保钓做点事情。那时候台湾正是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地区留学生都是乖孩子，能想到的办法无外乎是写请愿书，但来自香港地区的物理系学生沈平把我们好好奚落了一顿。他在美国读的本科，比我们都有经验，他说：“你写请愿书，人家大不了回你一封信就没了下文。一定要上街游行。在美国，3个人在路上走没人理你，3个人拿块牌子在路上走，电视台就来了。”当时正值美国反战运动进入高潮，我们都受到了影响，便同意了沈平的建议，决定组织一次全美留学生保钓游行。
游行需要动员更多的人，可我们“大风社”只有不到100名成员，人数不够，我立刻想到了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林孝信，他为办《科学月刊》建设了一个北美留学生联络网。于是我立刻给林孝信打电话请求帮忙，他又和好友刘源俊商量，得到了他的支持。事后证明，《科学月刊》是保钓运动的另一个主力，而我正好认识两边的人，可以算是保钓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吧。
林孝信：我是台湾本省人，从小就喜欢物理，后来考上了台大物理系，和胡卜凯、刘源俊都是同班同学。大学期间我就联络了一批同学为《新生报》办了一份《中学生科学周刊》，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
大学毕业后我当了一年兵，然后于1967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留学。一起办杂志的很多朋友也都出国了，分散在美国的各个大学里。当时没有互联网，打电话又很贵，为了保持联络，我们发明了一种“循环信”，就是第一个人写一段话，寄给第二个人，他再写一段话寄给第三个人，这样循环一圈后大家就都看到了，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后来大家嫌一封“循环信”太慢，就同时弄了好几个“循环信”，最多时同时有12封“循环信”，每个循环包括6~10人左右，循环一圈后再重新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