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保钓的开端：70年代台湾保钓风起云涌
姚琢奇：我1928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2月底到台湾，当时我刚刚参加了国民勒克儿(微博)年军，在207师服役。因为从小喜欢摄影，对新闻也有兴趣，战争结束后便做了摄影记者。
我第一次看到钓鱼台，大约是在1968年前后，当时有一艘挂巴拿马国旗的“银锋号”报废船在驶往台湾准备拆解的途中，被台风刮到钓鱼台附近搁浅，我们报馆包了架小飞机，飞到钓鱼台上空拍照片。记得当时我看到附近海域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还向我们的飞机发过警告信号。
不过，当时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不知道钓鱼台底下有石油，因此很少有人关注这个岛，大家都没把它当回事。大约1970年初的时候，美国打算将琉球群岛的管理权交还给日本，附带包括钓鱼台(日本称尖阁列岛)，台湾这才开始关注钓鱼台问题。
消息出来后，我们报纸的采访部主任汪祖贻提议派记者上岛考察，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老板余纪忠的认可。余纪忠可是个不简单的人，他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给胡宗南当过英文秘书，后来担任国民党东北行辕的政治部主任，三十几岁就当上了中将。来台湾后他开始办《中国时报》，并靠这份报纸发了财。
我们决定派人上岛的动机与其说是宣示主权，不如说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当时台湾报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家报纸都在抢新闻，力争独家。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后一直对外保密，只有少数高层知道。
因为此事性质相当于报馆自己制造新闻，有些越界，所以余纪忠还是很小心的，生怕惹来麻烦。比如，在人选方面就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选定的4人都可算是“根红苗正”。我是“青年军”出来的，和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张宝树有私交；文字记者宇业莹是抗日遗族(烈士)子弟，在南京的遗族学校长大，填表时家长栏填的是“蒋宋美龄”；另一位文字记者刘永宁的父亲是国民党“立法委员”，这两人的后台显然都很硬；唯一没有后台的是蔡笃胜，但他是我们报纸驻基隆记者站的记者，他的任务就是负责找船，所以肯定得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