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孝信：记得当时除了胡卜凯之外，还有2到3个人找过我，想利用《科学月刊》的联络网当保钓的联络工具。我觉得保钓不应拒绝，但《科学月刊》似乎不应该涉及政治，我拿不准，就给二十几个主要联络人打电话征询意见，结果除了一人有保留之外，其余全部赞同。于是我把1970年12月的《〈科学月刊〉工作通报》变成了《钓鱼台事件专号》，寄给了300多个《科学月刊》联络员，他们分布在美国50多个大学，通过他们能联系到上千名台湾留学生。后来《钓鱼台事件专号》又连续出了两期，反响热烈，台湾留美学生们很快就在很多学校成立了保钓分会，酝酿在美国举行保钓大游行。我印象中，各个保钓分会的领导人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科学月刊》的人，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学理工科的，只有伯克利大学例外，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刘大任、郭松棻和傅运筹都是念文科的。
刘源俊：到1970年12月的时候，在美国各地的台湾留学生都发动起来了，大家商定要在1971年的1月30日举行大游行。当时参加保钓的除了台湾留学生之外，还有不少香港学生和华侨，香港学生大都是在美国读本科，比我们这些研究生有游行经验，所以负担了很多组织工作。
胡卜凯：刚开始的时候，“大风社”在各地的成员态度都很积极，唯有伯克利大学的刘大任比较消极。他原是写小说的，在台湾的时候就和陈映真一起办读书会，宣扬民主自由，后来有人告密，陈映真和读书会的其他十几个人被判刑。在此之前，刘大任出国读书，逃过一劫。我找了个机会去三藩市“串联”，和他聊了半天我才明白，他不肯承认“民国政府”，所以不愿意参加游行。但过了年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但答应参加游行，还出了一个《战报》，模仿“五四运动”，提出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不过，他们坚持要在1月29日举行游行，暗指当年的“一二九”运动。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借机打击一下国民党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