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1日晚上，我们一行4人乘坐“水产试验所”的一艘木船从基隆港出发，同行的还有十几位渔民和水产学校的毕业生。那天晚上天气很好，我们一路上没看到任何船只，非常顺利，第二天一大早船到达了钓鱼台。我们4个记者和4位渔民换乘一艘小船，驶进了岛边一个天然形成的狭长水道，并从那里登上了钓鱼台。
上岛后，我们4人立刻按照原定计划，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5米多长的竹竿插旗宣示了主权，在一块岩石上写下了“中国时报”和我们4人的名字。那块岩壁很高，最后还是身体健壮的蔡笃胜甘当人梯，驮着瘦高个刘永宁才够着的。
完成任务后我们在四周转了一下，我平时喜欢研究军事，便以军人的视角考察了一下钓鱼台。这个岛很小，几乎没有树，植被低矮，显然夏天的台风和冬天的东北季风很强。我没发现水源，没有补给的话很难生存下来。岛上人工痕迹极少，我发现了一个日本人用水泥做的围墙，我判断这是用来搭建临时帐篷用的。还有一个看上去较新的四方形的桩子，上面有块木质铭牌，用日、中、英三种文字写道：“尖阁列岛为琉球列管，任何人不得侵占，否则将依法处置。”
因为岛上几无平地，地上石头尖利，很难行走，再加上我们找不到目的物，所以只待了两个多小时就离开了。我们9月3日返回基隆，4日文章见报。据说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拿着这份报纸去告状，蒋介石看完后叹了口气说：“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
日本方面看到这个新闻后很紧张，立刻派人上岛清除了字迹，把旗取了下来，送还给了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后来坊间传说日本方面把旗撕碎了，这不符合事实。
文章刊出当天一早，我就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看望张宝树，向他详细描述了事件经过，并建议军方立刻派一个班上岛，构建防御工事，由海军定期派补给船接应。我认为，当时日本正在申请重返联合国，只要美国人不说话，日本人就不敢动。但是蒋介石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我猜部分原因是当时的‘蒋府秘书长’张群，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专门负责对日关系，是个亲日派，而且他是蒋介石的同学，说话很有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