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保钓运动正式左转后，国民党一看情势不好，便转了方向，开始用怀柔的办法，希望有影响的人物站出来替他们讲话。有人找到了我，让我出来替国民党说几句好话，被我拒绝，于是国民党就将我列入黑名单，吊销了我的护照。没了护照我就成了非法居留，学也不能上工也不能打，就这样我被逼上梁山，只好继续保钓，变成了海外极少数的职业革命家(笑)。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我才开始重新申请护照，申请了3次才获批准。1988年10月，我终于回到了阔别21年的台湾。
王晓波：到1973年，国民党开始抓人了。当时我已经是台大的讲师，和同在台大哲学系任教的陈永祥、陈鼓应一起被抓，理由是亲共，这就是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我只被关了一天就被释放了，但我也因此被台大解聘。我觉得第一波保钓运动到这里就算正式结束了。
谈到保钓的历史功绩，马英九曾经说，钓鱼台之所以没有完全给日本，保钓有很大功劳，而我觉得保钓运动标志着民族主义的复兴，为台湾后来的民主运动储备了人才，就像“五四运动”为后来的抗战储备了人才一样。
采访手记
我在台北只待了4天，所有采访对象都是去了之后才联系上的，但他们全都非常配合，否则采访不可能顺利完成。
对姚琢奇的采访约在了他家中。他家坐落在台北市北部的一个非常安静的老小区，门前绿树成荫，令人心旷神怡。老人今年82岁了，身体硬朗，声音洪亮，仔细听还能听出一点上海口音。姚先生至今依然保持着每天早上游泳半小时的习惯，那天专门为了接待我缩短了时间。
姚先生早已退休，但仍然闲不住，仍然担任着“军事新闻研究会”的会长。他很得意地给我看一张照片，是他当年驾驶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拍下来的。可惜的是他拍的钓鱼岛照片的底片都留给《中国时报》了，只留下了几张从报纸上扫描下来的模糊的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