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次游行没起什么作用，钓鱼台还是没拿回来。不过美国埋了一颗地雷，说：“我交还给日本的只是行政权，主权的争论由争论的各方和平解决。”当时台大学生有个口号：“给我们发枪，让我们上钓鱼台!”要知道，台湾学生都是军训过的。后来解密的档案里发现，当时有很多人都主张过武装占领，但台湾地区因为联合国席位的问题正需要依靠日本帮忙，因此不敢得罪日本政府。
此后蒋经国把马鹤凌派到台大处理学生保钓运动，他是国民党“北区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官员。他的儿子就是马英九，当时就在台大法律系读书，住在我隔壁，经常来我这里抽烟喝酒，算是保钓的一个活跃分子。后来马英九去哈佛大学留学，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钓鱼台的，标题叫做《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
在那次游行之后，台大接连举办了“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大型座谈会，可以说保钓运动煽起了台大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热情。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爱国首先要爱民，于是台大又发起了“百万小时奉献”运动，成立了“台大社会服务团”，在那一年暑假组织了农村调查队、山地调查队、工人调查队和私娼调查队等去社会各地调查，所以说保钓也促成了台湾“社会运动”的兴起。
保钓方面，台大出现了两派声音：一派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国家分裂，因此中国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开始有统一的声音和想法；另一派则认为不能接受共产党那一套，台湾自己应该先实行民主，于是“台独”的声音就出现了。1972年12月4日，台大学生举办民主主义座谈会，请两派学者上台发言，结果“统派”声音压倒一切。会议结束后，“台独”团体写文章攻击“统派”，开始了战后台湾校园内的第一次统独论战。
林孝信：当年有5个保钓领导人曾经去大陆访问，我们叫它“保钓第一团”。团长李我焱是纽约保钓的领导人，他早年在大陆时就参加过读书会，去台湾后开始反对国民党，被判过刑。后来他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受到来台湾访问的吴健雄的赏识，这才得以出国读书。团员王正方来自费城，念电机系，现在搞电影。陈治利也是念理工科的，现在加州做事。陈恒次是念法律的，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不幸在出差非洲时死于飞机失事。最后一个王春生我忘记了(记者注：王春生是读社会学的一位女士，现住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