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讲道理了”
出版人黄集伟做记者时，曾采访过郑也夫，总结道：这人太杠头。你说什么,他总要跟你呛着来。学者周孝正总结是：也夫太讲理了。言语中含蓄了过犹不及的意思。
为什么持久地保持着愤怒?他表示无解：不是我刻意保持这样一种姿态，而是学校的制度、氛围、不良现象，包括社会环境不断地刺激我。别人对此无动于衷，可能因为彼此血液的温度、性情的差异吧。
郑也夫生于1950年，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是编辑，兄弟姐妹五人。早年因为有海外关系，叔叔在国民党军队文工团，家庭出身不好。他的哥、姐的升学都因此遭到不公待遇。彼时，他还是个敏感少年，就愤慨不已，而哥哥姐姐却能宽宥接纳。“你看，即便是一个家庭的孩子，因为天性不同，反应也是迥异的。”
出版人黄集伟做记者时，曾采访过郑也夫，总结道：这人太杠头。你说什么,他总要跟你呛着来。学者周孝正总结是：也夫太讲理了。言语中含蓄了过犹不及的意思。
而追溯他的争辩性人格，则要折返他的少年时期。他将新书《吾国教育病理》题献给自己的母亲。他感念母亲的缘由之一是，在他课上管不住嘴，交头接耳，课下常常玩耍过头，屡屡坏了学校规矩，以至于三天两头要被“找家长”的少年时期，同是小学老师的母亲，并未与学校配合，对他严加管教，而是放任他调皮，使得他得以保存顽劣天性，并沿着自己的轨道持续下去。
初三时，班内的几场辩论更是开启了他争论的热忱。而之后的知青生活中，他完全是在同正统观念的争辩中长大的。1968年，18岁的他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的一个农场，并在那里度过了八年半的时间。当时身体吃苦倒在其次，最苦不堪言的是精神上的状态。整个的精神生活就是牢骚，而相比常人，他经常能发出一些精致的牢骚。
时日既久，他和一小拨儿知青，因为彼此身上散发的离经叛道的气息，相互寻找、确认、聚合，形成了跨连队的交往。那种离经叛道并不局限于政治观点，还包括生存风格。他清晰记得，即便是这样一个异类的小团体，还是惊讶于他的一个观点，于是搞了一个不扩大的秘密争辩。
会议的主题是当前形势下，努力干活是否是一个正确选择。郑也夫提供的观点是当下干活不需要努力，最明智的做法是偷懒，保存体力。他的辨析过程是这样的：“文革”后期，毛泽东好比家长中的爷爷。叔叔大爷们让子侄辈努力干活，为家庭创造财富。于是有个侄子提出意见，我努力干活有个条件，爷爷不要摔盘摔碗了，否则我创造的财富都给摔了。不偷懒可以，爷爷要和我们一条心，否则不够他摔的。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让爷爷做到这点，就只能自己偷懒，别他胡闹，却把孙子们都给累死了。之后，他大获全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