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结自己和体制的互动过程时，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采取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越走越远是一种不自觉的互动结果。早期因为出身不好，又经常发出一些和主旋律不相吻合的言论，经常被另眼看待，影响自己获得一份好的工作，后来是性格和情趣居然成了饭碗，于是成为一个职业批判家。
关于课题，起初他也参加过申请，但很快发现这其中的规则不干净，不公正，要评上需要托很多人，这是他做不来的。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搞社会科学其实不需要这么多资金。要紧的是选题，很多选择在研究过程中是有变化的，如果申请到资金，反而形成约束，不能轻易变动。后来，他就索性只伺候自己的兴趣。人类学教授阎云翔有一次对他慨叹：你好作品怎么这么多?但随之，就替他做了总结：我明白了，因为你没有项目。
至于职称的晋升，在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期间，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他用离开表示抗议。直到调入人民大学，他也是一副不参加的姿态。以至于系主任暗中替他写好，强迫签字。因为“系里不能背压制人才的黑锅”。评上教授时，他已经49岁。
但没几年，因为人民大学出台规定，干满5年接着就要聘岗，而且要完成科研任务、教学、国家级课题三个任务。因他不申请课题，所以尽管他的教学、科研都完成了，甚至完成得还多，却要面临降级。于是，他给校长写了一封信，表示这个规定很荒诞，必须取消。因为这相当于，考核一个农民的标准不是产品产量，而是看往地里洒多少化肥，如果他洒100斤，你一斤没洒，就滚蛋。后来，校长秘书给他打电话，两个答复，一是信接到了，二是校长对你提这个建议表示感谢。
但是，他还是调到北大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