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在意书带来的社会影响吗?”
他减缓了语速，稍稍平息后，缓缓答道：
“我对中国社会问题做过种种批评，如果希望能直接推动政府改革的话，早不写了。因为没有效果。为什么还在写，因为有间接的期待，它至少能影响到一些公民、学生、学者，产生一些作用，从而在未来可能对社会乃至政府有影响。”
他甚至把自己比作看别人下棋的旁观者。他在旁边支招：嘿，哥儿们，这么走。不听?不听不听吧，我写成棋谱，让爱看爱听的人看去。你不听，不影响我写棋谱的兴趣。
只是这阻挡不了他去查看亚马逊销售榜，以及看到两本书长期盘踞教育事业类前几名，甚至一度超过《温家宝谈教育》后，窃喜。
他说自己本质是悲观主义者，只是活得高兴。活得高兴，是因他一直在伺候自己的兴趣。他强调做学问要有两个支点。一个支点是对社会的关怀，一个是认知的乐趣。当遭遇社会冷眼的时候，你要有爱好支持自己。就像在教育问题上的论述，他自我知觉解了谜团，消了误区，所以高兴。
而一根筋地，只想经世济民的学者经常是不可持续的，除非面对的是开放的政府和官员。他甚至为费孝通叹息，在他看来，费孝通有强烈的经世济民的关怀，却不执于学术的乐趣，所以在遭到冷遇的年代，完全荒废。
他还点评张艺谋、陈凯歌为什么拍不出好电影了，因为不伺候自个了，尽想着票房，想着别人爱看什么。“众人的心理你能搞明白吗，只能瞎猜，只有伺候自己的审美标准，才可能成功。”他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门。
他以各种方式传播这条理念：在母校北京八中做演讲时，针对高考压力，他曾经建议最优秀的学生不要考北大、清华，因为应付考试的过程过于枯燥，容易损伤学习热情，他建议这样的学生，考上一所较好的“一本”即可。更多时间可以用来伺候自己的兴趣，积蓄热情，在大学毕业时靠考研翻身，进名校或者国外留学。在他课堂上的接触中，他发现北大录取分数最高的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知识面狭窄，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上面毫无优势，这对于做学术来说，是不可救药的。
而对于有为青年，他也希望不要走主流的路子：就像请客吃饭，要给出区别性;如果是喝二锅头，你要费心搞到65度的，因为一般见到的都是56度的。稀缺，才有区别性。
采访的最后，有学生来索要签名和题字，稍一思忖，他写下“走自己的路”几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