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时，知道系里有很多更年长的人仍在岗，他有些悻悻。但“人家是烧香的，我像个拆庙的”，他有自知之明。在职时，系里开会，他一贯缺席。“早跟系主任招呼过了，开会我不来，对他有好处。否则提点不同意见，他争不过我，也挺下不来台的。”这不是摆放姿态，其实他也是积极参与过的。“认真给系里提过很多建议，几乎都不被接受，我当然不高兴。索性不再参加，各自方便。”
但他还会往学校跑。带着拉杆箱去图书馆借书，把教师25本的定额都借满，不知老之将至，热情甚至高过退休之前。听到同龄人牢骚一句“我们过气了”，他一针见血：你我又不是姚明和刘翔。如果退休后你的影响力骤减，那恐怕之前产生影响的是你的位子，而不是你本人。
退休后，他出版了论著《吾国教育病理》。前言中，他表示这是愤慨之作，眼见中国教育居然走到这步田地，管理者解答中国教育困境又这么弱智，他决定出手诊病、开药方。就在不久前，该书的姊妹篇，由他指导的学生调查论文的结集《科场现形记》也已出版。
郑也夫曾做自画像：“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却颇有洁癖，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微染自虐狂，少时练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以争辩为快事，虽对事不对人，却也常常得理不让人。”
所谓不整衣冠，极端时是参加学生答辩会，也照旧一条大裤衩。答辩结束，碰上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刘说：你就这打扮。他指指胸襟：这里面绝对认真。他认为在社会底层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使得底层审美融入体内，这使得他不习惯场面上的繁文缛节。
因为难以苟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赵一凡在今年《读书》第一期中对于作家王蒙的评价，他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名为《自甘跳镣铐舞的王蒙—与赵一凡先生商榷》的文章。王蒙在采访中谈及自己当年跟风写作《这边风景》时，一段“我不糊涂，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自白，让他如鲠在喉，他说：“我们可以走自己的犬儒道路，但作为一个智者至少该保有分裂人格，知行不一，行犬儒路的同时敬重英雄，不敢美其名曰‘我不糊涂’。……以王蒙的才能，同样戴着镣铐跳舞，可能跳出其他镣铐者跳不出的舞姿。但若说一个一辈子自甘跳镣铐舞的人能跳出世界波，那就是嘲笑真正伟大的舞者了。”
2006年，因为不满意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作为一个他认为的二流学者当选学部委员，他点名发出文章，质疑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在中国学术圈，公然质疑对方学术水平已属罕见，何况学部委员这一被认为是中国社科院最高学术荣誉的头衔。之所以会这样做，是作为一个资深体育迷，他发现“社会学界和中国足球一样，也有假球和黑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