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另一个发现就是当时喊得震天响的革命，根本就不是革命，因为革命是不满现状，主张变革，而当时到处叫喊“形势一片大好”。因为置身最糟糕的社会处境，他感觉整个青年时代，都如同囚徒一样，一直在做着用脑袋撞墙的尝试，并在精神苦闷中，开始分析社会。当时但凡能找到的书都会拿来读，于是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美国记者兼史学家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等书籍扮演了启蒙的角色。他清晰记得，去农场第一年，在得知农场抄家的书放在团部一间屋子里后，休息日跋涉三十里，偷回六旅行包书。
之后回城，考学，就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一年半后，为了研究生每月40块的助学金，前往社科院读研。再后来，他奔赴美国丹佛大学攻读硕士，在导师建议读博时，因为他知觉自己年过三十，更想获得独立研究机会，而非伺候一门门课程，回到国内。先后就职于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
前不久，在和好友薛涌聊天时，他认为此生最大的失误是在社科院滞留时间过长，没能早日进入学校，与年轻人互相影响。而和年轻人互相影响多么重要，他在《论知识分子之自觉》中，称“大多数人到了中年后思想趋于稳定，只有一小撮人终生保持不确定状态，处于悬置状态，这一小撮人是‘怪物’，叫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理想的生活环境是大学，因为他们可以被青年人包围着，这些年轻人正处于‘半疯’状态，而知识分子终生都是半疯的。”
一直在伺候自己的兴趣
他还点评张艺谋、陈凯歌为什么拍不出好电影了，因为不伺候自个了，尽想着票房，想着别人爱看什么。“众人的心理你能搞明白吗，只能瞎猜，只有伺候自己的审美标准，才可能成功。”
投入学术圈的郑也夫兴趣广泛：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提出反对发展私家车，1998年，他反对推行多年的火葬，主张“沙葬”，2003年，他撰文批判现行国家社科基金制度，当社会信任出现问题时，他开启社会信任研究。当消费主义泛滥时候，他开始辨析消费和快乐的关系。他还抨击“中国特色”的VIP，认为权势者享受本系统内的特殊服务，不加入公共服务系统，比如地铁、公交车等等，导致中国公共服务质量低下。
尽管观点驳杂，但归根结底，他说自己是在设计游戏规则。当下的中国是一个博弈的社会，规则必须随着博弈而调整，否则必定是一部分人盘剥另一部分人，而最终集体受损。
退休前的最后一课，他所想设计的游戏规则直指中国教育。2010年9月开设的这门名为“批判的教育社会学”课，在讲过五轮后，最终诞生了他的论著《吾国教育病理》和学生调查论文的结集《科场现形记》。
《吾国教育病理》开篇，他花大量篇幅去辨析“素质教育”的语义，依据本义，素质教育等同于“天赋教育”，这显然是有语病、荒谬绝伦，而且行之无效的。—他喜欢较真，对堂而皇之或者习以为常的“谎言”“诳语”，总要“甩膀子，撸袖子”地从道理做个辨析。
较真之后，他通过“应试教育”的病症，挖到“学历军备竞赛”这个病灶，两者的差异在于应试教育可以是一家一户的态度和行为，而“学历军备竞赛”的说法强调由众人合成的一种态势和效应，并开出自己削弱竞争的药方：分流。
他在心里向往德式的早分流，在那里天性不爱读书的人或毫无潜力的孩子10岁时分流，日后上职业学校，学习技能，而收入和社会地位与大学学历持有者并不悬殊。但中国的现实境况阻碍着分流：户籍壁垒使得农村的孩子只有通过高考才能改变户籍;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长逼迫孩子参加高考，不肯将孩子的前程托付给职业教育;官场对于高学历异乎寻常的重视，一方面导致“在职学历”的激增，一方面助长了人们对于正规学历的狂热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