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的北京，午后雾霾里的日光有些惨淡。身着土黄色棉服的郑也夫，推一辆老式凤凰牌自行车，缓缓走了过来。拍照时，他整个人看上去都很平静，眼神和表情都落在那里，自行定格，许久不挪移。
但这样的状况没持续多久。当摄影师稍许建议加个动作时，平静旋即被打破，他几乎本能式回应：不，那就是表演了。呵，这才是那个“呛着来”的老愤青郑也夫。
其实，他答应拍摄已是不易。惯常他必定推三阻四，很多摄影记者在请求他换个姿势，配合拍照时，都会遭到他的回绝：我就这样坐着，边聊边拍，我不表演。
在拍摄间隙，他瞬间就恢复了一个社会学家的职业敏感，侃侃而谈：我对中国人拍照的一些做法看不惯。就像所谓的“靠一靠”，所有人没有间距地，贴在一起，同用一个动作，一副表情，这是集体主义对人的一种损伤。
“你看民国时期的很多照片，他们的集体照，相互之间就有妥当距离，而且表情各异。”他还对拍照表情看不惯：中国人的表情太嬉皮笑脸了，带着谄媚和取悦，不像非洲人，他们的表情像动物，非常肃穆，你看那些非洲木雕上的表情。—非洲木雕是他唯一要烧点钱的爱好。
郑也夫
像个拆庙的
人类学教授阎云翔有一次对他慨叹：你好作品怎么这么多?但随之，就替他做了总结：我明白了，因为你没有项目。
2013年，一向自诩“超龄愤青”的郑也夫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任上退休了。这是他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从2004年2月调入到退休，将近十年。回顾他的工作履历，可谓“劣迹斑斑”：从1968年奔赴北大荒插队，他先后工作、学习过十个单位，大多单位都呆不到四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戏谑他“吃遍北京”，他则郑重声明，自己是一路像盲流一样逃窜，多年来没拿过一分钱的科研经费，也没申请过一分钱的课题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