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在广东调查时发现，广东一些市县比如中山、珠海、湛江等地区，这十多年来公务员一直都是缴纳养老金的。其中中山市最为典型，公务员个人和财政都拿出“真金白银”来按照企业标准进行缴费。
杨燕绥把当前地方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进行的一些试点概括为两种，一是“进口改出口不改”，类似于中山;二是“进口小改出口不改”，一些地区公务员缴费标准达不到8%，只做到5%，甚至只有2%~3%。各地改革的共同点是，不管缴费多少和计发方式的变化，最终领取的还是按照机关事业单位的高替代率来计算，并不改变待遇水平。
谁来埋单?
国务院事业单位改革文件下发7年来，试点各地纹丝不动的最根本原因并非公众所认为的——这部分人更有话语权，而是因为这项改革背后所面临的财务困局。
在杨燕绥看来，公务员改革相对是容易的，他们个人缴费可以通过涨工资来实现平衡，雇主缴费财政也可以安排资金。“事业单位就难了，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共部门，可以明确预计，各级财政不愿意也没能力为他们埋单，事业单位并没有收入来源来解决这一问题。”杨燕绥说。
王文云每月扣除需要向学校后勤部门支付的房租、停车费等诸多费用之后，她实际拿到手的只有不到4000元，这个收入水平在北京来说并不算高。
按照现行的改革方案，个人账户和职业年金的缴费比例总计将最高达到16%，这意味着她每个月还将拿出720元为养老储蓄，这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一笔小数目，将直接影响到她的当期消费。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共部门的雇员劳动收入仍然是高度计划的，它不包含养老的剩余权益，他们的工资水平低于同等条件下市场化部门人员，这些雇员等于交了“隐形税”，退休金的高水平只是雇员工资的延期支付。“这些公共部门一旦个人进行缴费将破坏现有薪酬结构的平衡，将会对这些部门人员的稳定性造成影响。”李珍说。
而一旦进行改革，比王文云更焦虑的是她的校长。作为雇主，学校必须为老师缴纳20%的社会统筹，还应该缴纳最高达8%的职业年金。
“这笔额外的支出如果让学校来出，学校只能乱收费，政策也不允许，如果让财政来出，财政预算中现在也没有这一项。”一位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公务员改革的难度远远小于事业单位，公务员作为财政供养人员，即使财政为他们缴费只是从一个口袋转向另一个口袋，财政甚至可以为公务员“记空账”，到他们退休时一并补发他们。
“一旦改革，财政肯定不会为所有的事业单位埋单，按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方案，行政类和公益类中一部分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比如中小学基础教育等，财政还有可能负担，对于公立医院、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等公益类事业单位财政完全出资的可能性很小。”上述知情人士表示，若改革后仍然由财政负担，也就没有改革的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