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传》载：“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可见，由于糜、傅二人的叛变，吕蒙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南郡。
其实，关羽北攻襄樊前，并不敢掉以轻心，他对荆州的守御还是作了精心安排。首先，“羽讨樊而多留备兵，恐(吕)蒙图其后故也。”其次，关羽在江陵、公安的沿江地带修筑了许多“屯候”，一旦发现敌情，即可举火，施放狼烟。第三，关羽在镇守荆州期间，为防范吴军的进攻，大筑江陵、公安二城，将其建成内外套城，形成坚固的两道防线。而且江陵距樊城只有350里，当时轻骑一昼夜行300里，只需一天多即可赶回。所以，尽管吕蒙巧施计谋，“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但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作注曰：“屯候虽被收缚，使糜(芳)傅(士仁)无叛心，羽犹可得闻知也。”可见，只要糜芳、傅士仁坚守城池，不投敌叛变，关羽迅速返师，与江陵、公安的守军前后夹击吴军，关羽与吕蒙孰胜孰负尚难逆料也。
那么，糜芳、傅士仁为何在关键时刻倒戈呢?除了吕蒙大军出其不意，兵临城下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与羽有隙”、“素皆嫌羽轻己”。关羽既然瞧不起糜、傅二人，就不该把如此重要的后方基地托付给平素就被他轻视的两位将领。虽然糜、傅二人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糜芳是刘备的妻兄，傅士仁是刘备的同乡)，但作为全军主帅就应该有较为宽广的胸怀，要有容人的气度。刘邦灭楚，靠萧何主持关中，刘秀成功，靠寇恂主持河内，曹操统一北方，靠枣祗主持许县屯田。只有关羽的后方基地是建立在火山口上。刘邦在成皋、广武与项羽对峙其间，“数使使劳苦丞相”。为的是笼络萧何，以免他心怀反侧。关羽与曹仁在樊城相峙之时，令“芳、仁供给军资，”芳、仁没有及时将“军资”运往前线，关羽就大发雷霆，宣称“还当治之。”这种做法不啻是使早与关羽“有隙”的糜、傅二人更加“怀惧不安”，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岂能阻止他们临阵倒戈。
前引《关羽传》云：“于是(孙)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这段史料中还有一个幽隐未显的问题，即孙权除了“阴诱”糜芳、傅士仁之外，还有没有“阴诱”荆州的其他重要人物?尽管史料中没有具体说明，但与关羽素来不睦的潘浚值得关注。潘浚是荆州武陵人，他先在刘表那里任江夏郡的从事，此后又在刘备手下为治中。“备入蜀，留典州事，”公安是荆州的治所，既然“留典州事，”那潘浚必然留守在公安。傅士仁于公安叛降，如此大事，必有同党参与，一起策划。同党为谁?最大的可能就是潘浚，因为潘浚身为荆州治中从事，职责甚重，没有他点头赞同，傅士仁是不敢轻率“迎权”的。
对此《三国志集解·潘浚传》引用王懋竑之语：“按潘浚为昭烈(刘备)治中，又典留州事。责任盖不轻矣，与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潘浚岂得不知之?自典留州事而听其迎降，可乎?……故浚当与糜芳、士仁同，(杨)戏之讥贬自不为过?”所谓“杨戏之讥贬”是指杨戏所撰《季汉辅臣赞》之语：“潘浚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与关羽不穆。孙权袭羽，遂入吴。”从中可知，潘浚“亦与关羽不穆”，表示其在与关羽的关系上和糜芳、傅士仁是一致的。
孙权既然知道糜芳、傅士仁与关羽“有隙”而“阴诱”之，那么身处荆州治中之位，“典留州事”的潘浚和关羽“不穆”，孙权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不去“阴诱”呢?且糜芳、傅士仁作为迎降首功，后在吴国虽得录用，但不过为人部属，反不如潘浚，其一“迎降”，孙权即“拜浚辅军中郎将，授以兵，迁奋威将军，封常迁亭侯。权称尊号，拜为少府，进封刘阳侯，迁太常”。若非潘浚“迎降”之功大于糜、傅，潘浚官运岂能如此亨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