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中国在如何掌控自己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回顾一个昔日经济霸主的演化之路或许有所帮助：18和19世纪印度的英国殖民者。
英国对印度头100年的殖民统治外包给了东印度公司，由一群贪婪、敢于冒险的商人组成的公司。这些商人谋求的是发大财，而无意与意识形态产生纠葛。直到19世纪大英帝国接手，帝国主义统治才凸显出来。
人们忍不住将中国视作商业霸主，拥有一套与这种地位相匹配的理论——“北京共识”，它能挑战“华盛顿共识”。而现实情形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战略上仍处于东印度公司阶段，奉行机会主义和务实主义，而无意于意识形态，也不在乎是否奉行一致的原则。尽管一些迹象显示，中国的经济治理方法正朝着透明和多边方向迈进，但中国对其他新兴市场的政策大多是不透明和自私自利的。
比如说，引起广泛讨论的中国在非洲的身影。世行等提供的资金总是带有私有化和去监管化的附加条件，对此厌倦的非洲领导人无疑对中国愿让他们对本国经济保持更大掌控表示欢迎。尽管中国可被视为大的援助贷款提供者，甚至让世行黯然失色，但中国援助的方式很大程度上着眼于促进中企的出口和投资。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已远不再局限于资源开采，它已将非洲视为重要贸易伙伴，为非提供融资的明确目标就是扩大自身的商业和投资利益。
事实上，眼下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比前几十年政治色彩更淡。当初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援建，包括著名的坦赞铁路，曾有个明确目的：争取朋友，作为平衡苏美的砝码。如今，中国直接介入非洲政治的情况相对罕见，如果有也是经过仔细斟酌。被附加在对非援助上的唯一政治要求，通常就是拒绝承认台湾。
那么，这种传统模式能否持续?抑或中国将不得不朝着更讲规则的接触方式转变?旧方式显然仍生命力旺盛，单纯从中国自己的狭隘视角看，这种方式非常明智。任何人若期待中国将迅速由东印度公司阶段跨越到大英帝国阶段，很可能会失望。中国不是一个帝国，而是非常成功的贸易国家，利用国家力量在全球增进自己的商业利益。中国的经济外交带有务实的机会主义色彩，而不具备多边合作的特点。中国自身的内部改革，加上其难以独自实现的种种目标，都暗示人们期待的这种转型将是缓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