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总、邓华、宋时轮副司令等十余人在座。我汇报了我们调查的结果和上说看法。彭总严厉地说(大意)：我们的卫生部长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替敌人说话，志愿 军的健康能有保障吗?他接着说，还有人反映你们对伤病员不关心，战场上死一千死一万都可以，下来后死一个，我都找你算账。我说，我可以不当卫生部长，我别 无所求，但请让我留在朝鲜打仗。彭总宣布临时休会，常委讨论。复会后，彭总说，常委你还要当卫生部长，好好干，成立总防疫办公室，你当副主任(邓华的主 任)。
和金矩阵回志后的路上，他说他当时吓得发抖，以为真要杀头了。又说你们彭总真好，他爱兵，对你又教育又器重，你们有好党，好司令。回到志后，向洪副司令汇 报，包括彭总和我个人的谈话内容。洪不吭气，说你好好干吧，不几天后，东北军区卫生部戴正华部长(已故世)受军委卫生部之托，来检查反细菌战工作，我向他 汇报彭总的指示，戴说，你不要怕，就按彭总说的去做。当日半夜，我接到驻志司的苏军参谋团长的翻译的电话，说斯大林问细菌战是否真有其事。我答，你去问彭 总，挂了电话。我心想，真难办!搞不好真会杀头，要有个杀头的精神准备。
过不几天，贺诚和宫乃泉组织一个连何琦和魏曦在内有30余人阵容强大的防疫检查队来朝协助反细菌战，他们之中有：
昆虫学家何琦
跳蚤专家柳支英
寄生虫专家吴光，包鼎丞
细菌学家魏曦，陈文贵(鼠疫菌专家，抗战时证明过日军投撒鼠疫)，方亮(朝鲜族)，谢知母，郭时钦、程知义
病毒学家郭成周
流行病学专家何观清、俞焕文
立克兹小体专家刘维通(也是流行病学专家)
青年科学家10人左右(任民峰，吴滋霖，胡介堂，李义民，李振琼，高韵调，刘育京等)
摄影师和技术员10余人
我另他们组成4个组，最大的组放在卫生部附近，另3个组放到东、中、西三条线的兵团卫生处。这3个分组担任从基层送来的标本的初检，并负责到现场指导防疫 工作。初检有问题的标本，送到成川大队本部作二检。标本是收到不少，有好几百份，也培养出病菌，但都是沙门氏菌之类，未出现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有1-2 次在树叶标本中，查到炭疽杆菌。所谓大投撒物，形形色色都有，但很难和细菌战挂上钩。
我很快拟定了反细菌战的措施(加强个人卫生措施，注射多种疫苗，每人要扎裤腿和袖口，毛巾围颈，设对空监视哨，采标本送检方法，就地扑打空投昆虫，撤销毒 药，发现可疑患者先隔离后报告等)，颁发全军，并取得彭总的同意，可以对死者尸解(由志军和志政联合通知全军)，对后来研究伤死原因，开了绿灯。
整个一年中，没有发现一名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和死者。由于讲究卫生，病号减少不少。当时一些部队领导干部，1987年遇见我的时候说，美帝搞这么大的细菌战，我方竟没有一名死者，那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们忙于接待调查团，李德全和廖承志领的国内名人的调查团，国际****法律调查团和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后者团长是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 (Joseph Needham，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副团长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他很有这方面经验，曾任伯力审判日本细菌战犯的医学专家。他 带一名青年英文翻译可华斯基先生。团员有巴西生物学蝙蝠专家贝索亚教授，法国兽医专家马戴尔教授，瑞典临床化验家安德琳博士(女)，意大利生物学家奥利佛 教授。
我过钱三强博士担任联络员，陈述医师担任俄文翻译，热带病学专家钟惠兰博士和(妇科)严仁英教授(女)担任英文翻译。前两个调查团，一个全是中国人，当然 全力合作。国际****法律调查团员，不是自然科学家，我们讲什么他们都认真记下，都骂美帝国主义。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就不一样，虽然他们是相信美帝进行了 细菌 战，但我们不能在证据上出一点问题。苏联茹科夫院士是受托与斯大林。
他真行。他们来朝鲜的时候，正是美军对平壤进行大轰炸之后，平壤一片瓦砾。调查团先在东北调查美机在那里投撒细菌的证据(7月12日至7月25日)。入朝 之前，茹科夫院士对他们说，朝鲜是战场，很危险，我们不妨对东北调查结果作个结论，签个字，免得万一有意外，我们劳而无功。
其余的团员认为有道理，于是写了美军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初步结论。在朝鲜(7月28日至8月1日)，他们被安置在深深的地下旅馆，夜晚还受到美机的骚 扰。开听证会那天，朝方先作两个案件报告，一个是霍乱病死亡例，说是美机在平壤大同投下草包，内有带霍乱菌的蚌(文蛤)，患者吃了蚌，得霍乱死亡。朝鲜多 年没有霍乱了。另一个案例是鼠疫死亡，说是这家人某天在水缸表面发现了跳蚤，很奇怪，过了几天，家中有人病故。尸解是鼠疫。朝鲜从来没有鼠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