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由于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都将精力倾注到了考证之学中，由此导致清朝的“小学”空前发达。纪晓岚既然身处其间，当然也不能例外。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部分的序言中，他就坦承：“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年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
这其实是一段多少有点辛酸的“自供状”，它表明了纪晓岚从事文化事业50年来的心理演变轨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纪晓岚在三十岁以后，也曾经有过“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的慷慨激昂的阶段。但自从开始受命领衔编纂《四库全书》之后，这种梦想就完全破灭了，他又重新折回到了繁琐而细致的考证之学里面，从此不再抱“名山事业”的非分之想，而是老老实实地去做他安稳的“观弈道人”的生活去了。
纪晓岚的这种选择本身明确无误地传达出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他已经被乾隆皇帝成功地实施了“洗脑”，由一缕桀骜不驯的“游魂”，彻底变成了一名即使是在写一部谈鬼论怪的杂记时，也念念不忘“有益于劝惩”的“卫道士”角色。
但纪晓岚毕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绝世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后，必然会寻求一个新的发泄渠道，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移情效应”。在这一点上，纪晓岚和魏晋时期司马氏强权统治下许多被压抑久了的先辈知识分子一样，于日常生活中寻觅到的一个发泄渠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征诸历史，像纪晓岚一样被实施了“精神阉割”的文人，通常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规的发达。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马迁一样被“阉割了肉体”的知识分子，则刚好在精神上呈现出旺盛的创造力量。这两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同时印证了这样一条生物学法则：身体的某一方面被压抑，另一方面就会出奇地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