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阉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的狂欢，来发泄过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在“纪文达不轻著书之原因”一节中，陈康祺这样说道：“纪文达平生未尝著书，闲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书，综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这段话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纪晓岚活着的时候，他的“懒于著述”的特点就已经被有心人发现了。而且，纪晓岚对时人的这种议论，似乎非常感冒，忙不迭地对此一问题专门解释一番。根据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他懒得著述，是因为他看的古书实在太多，知道自己纵然写得再好，也不过是在拾人牙慧，断难超越古人已有的思想，因此才主动放弃了著述的努力。
不过，纪晓岚本人所做出的这样一种解释实在有些经不起推敲。纪晓岚的确是读书甚多，见闻颇广，但是古人读书比纪晓岚多的应当大有人在。别人先不说，单说在他之前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恐怕哪个人读的书也不能说比他老人家少吧，但为什么人家这些人就没有因此而“懒于著述”呢?
再者，如果按照纪晓岚的这个逻辑，世人今后岂不是都不要再努力著述了吗?真要如此的话，“名山事业”岂不是要寿终正寝了吗?以纪晓岚的睿智，他完全应当知道，古人并没有穷尽天下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穷尽天下所有的真理。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人的独特感悟，每个人的感悟都是不可能完全重复的。
所以，纪晓岚自己所说的不愿意著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搪塞之词，他之所以没有尽心著述，写出与其才情相匹配的巨著来，明显是另有隐衷。联系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化界的现状，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使纪晓岚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他被迫接受了精神上的“自我阉割”，从此不敢写出任何有可能导致杀身之祸的文字。
众所周知，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而这些文字狱中相当一部分，恰恰与乾隆皇帝授命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同时。根据统计，乾隆一朝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期间，则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纪晓岚帮着乾隆“阉割”中国的古书，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见许多著作因为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者丢掉官职，或者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智商甚高的纪晓岚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写了。
从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纪晓岚这样一个有声望的汉族大知识分子来领衔编纂《四库全书》，其中固然有满族八旗当中尽皆“绿林大学”毕业，杀人是强项，“修文”则实在拿不出手的考量，但在其内心里恐怕也不能排除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让这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接受一次具体而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
因此，纪晓岚看起来颇得圣宠，地位显赫，但实际上可能也只是乾隆皇帝的一件小摆设而已。对此，乾隆皇帝并不隐瞒。据说，有一次，纪晓岚为他的一位犯了罪的朋友尹壮图求情，乾隆皇帝闻听之下立即勃然大怒：“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真是一句话惊醒懵懂人，这样的一句“夫子自道”不可能不在纪晓岚的心里留下难以挥去的阴影。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极端残酷的政治环境下，我们看到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汉族最优秀的脑袋，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有意无意地实施了“精神自宫”手术。一些汉族的知识精英从此只能够像纪晓岚一样，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说点笑话、弄个楹联和挖苦同僚的范畴，断然是不会再像其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潜心于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