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并不是因为发展就要脱离世界发展的主航道，就是要另搞一套。清廷应该在洋务新政发展早期，至少在1880年代中国新一代知识人起来的时候给予清晰解释。这一代知识人已经知道世界，知道西方富强的根本在体制，知道民主制度、议院制度，知道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当此时，清廷如果有意识释放对社会的管控，有意识释放新知识人言论空间，有意识释放对资本的管制，有意识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外培植更多的非国家资本主义。换言之，1895年走向维新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方面的创新举措，在洋务时期都能得到尝试和自由发展，那么可以相信，由清廷主导的洋务新政方才有真正意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一个不敢充分释放社会潜能的体制肯定不是自信的体制，一个不能充分容纳各种发展方式的道路肯定不是自信的道路。同样，一个置各种不同意见于不容讨论地位的理论，肯定不是一个真正自信的理论。因此，当三十年洋务没有经得起甲午战争考验之后，人们不是对先前道路给予理性反省、善意同情，肯定其成功与意义，找到不足，设法弥补不足，而是弃之若敝屣，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这是非常可惜的。
从现在的眼光看，洋务新政确立的中体西用富强道路并不错，清廷如果在那个时候明白告诉知识人，中国的事情必须一步一步走，中国不会拒绝一切好东西，中国不会因为西方而不接受西方的体制、思想和道路。中国文明之所以大，就是因为中国文明从来不拒绝外来的东西，中国从黄河一隅走到今天的四至，就是因为包容，因为吸纳，因为不拒绝外来文明。
其实，清廷当年已经这样做。清廷在宣布中体西用后，并没有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并没有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中国自1870年代开始，也吸收了不少西方思想，乃至法律、体制，西学之用的范围有无限度扩大的趋势。只是清廷统治者不愿这样说，以为只有坚守祖宗老路才是中国正路，于是等到甲午战争结束，没有人旧话重提，继续进行，而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弃旧图新，从头开始。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最大的不经济，是对国家不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