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日本间谍群，平均年龄只有19岁，甲午战争前平均在中国都待了三年左右。中国人的辫子要留很多年才比较像，这些日本间谍多把头发剃光，说自己是和尚;国话官话说不利落，就说自己是福建人。为了配合征服中国，他们到全国各地侦查，包括四川、云南、西藏等边地，有的打扮成乞丐，沿途乞讨，一是节省经费，二是近距离观察民情，很多人九死一生。他们的工作也做得极为详尽：从渤海一直到山东下来的海岸线，他们撑着小渔船，打扮成中国渔民，硬是用铅垂线测量个遍，画了海图。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都清清楚楚。后来日本军队打进来时，参谋人员手上都拿着间谍们提供的精密情报。甲午战争，日本如果没有间谍，是不可能成功的。有3名间谍还受到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这在世界间谍史上都很罕见，之前从未有如此公开的表彰间谍的行为，日本开创了先例。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将这个日本间谍网全部破获，绝大多数间谍都被处决。
这些日本间谍中，有一个非常着名，叫宗方小太郎，是一个学者型的间谍，后来的《汉报》就是他办的。他给日本人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大意就是中国沦陷很久了，我们来解放你们;满清政权这么腐败，呼吁大家起来一起干吧，“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唱义中原”，是中国非常传统的套路，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他们的战地记者记下，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都是宣传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随军入台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记里记载，当地“渔翁岛”百姓前来请求保护，居然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中国在操纵媒体方面和日本有很大差距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本国的媒体开放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在对外关系上，媒体甚至比政府更极端，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鲜动武。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当时日本一家报纸《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所谓“日本人民被裹胁”的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日本打中国是民心所向。当然，这也跟当时日本的经济不景气等等外部因素有关。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也许口语不行，但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而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绝大多数不认识ABC，在沟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的表现方式也相当老旧。当时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是哈佛毕业生，精通英文。美国的国务卿叫葛礼山，这个人其实对中国还不错。中日当时都对美国进行公关，中国公使杨儒选择接近葛礼山的老婆孩子，估计是送点茶叶、丝绸等等。但栗野慎一郎不同，他天天去葛礼山办公室拜访，跟人家谈国际大事，谈日本对美国有多么重要。日本从“公谊”下工夫，咱们从“私情”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