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底,“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全歼了国民党军的张辉瓒师。这一仗,领袖毛泽东和一个张辉瓒师的小战士结下了不解之缘。
红军战斗中缴获了“半部无线电台”,说半部是因为电台只有收信机完好,而发信机已经被砸坏不能用了。部队还俘虏了负责电台的报务员,其中有个小伙子叫王诤。有了电台,又有了会用电台的人,这对红军来说太重要了。毛泽东马上接见了王诤等几位电台人员。从此,人民军队有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后来,毛泽东称王诤为军队通信的开山鼻祖。
1944年夏天,王诤已经是通信兵最高领导机构军委三局的局长了。那时,来延安进行空中作战气象保障网谈判的美军携带有先进的通信装备,王诤想“走后门”弄些来“参观”,然后再偷偷还回去。他找到思想进步、来延安参加抗日的燕京大学电学专家、英国人林迈可,林迈可利用私人关系,又去找了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借”了不少宝贝。东西一拿来,王诤马上就看出有两部是超短波无线电话机,试着开机,果然好用。当即送往在枣园的毛主席和王家坪的朱总司令,两人进行了联机。毛主席一边走一边和朱总司令通话:“看来美国人的洋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可以洋为中用嘛!”毛主席放下机器就对王诤局长说:“这个电话好,可以不用电线,美国人能造这东西,我看你们也能造,你们不是已经造出不少发电报的电台了吗?现在就交给你们三局一个新的任务,制造我们自己的无线电话机!”
送还美军机器后,王诤局长马上就布置有关人员开始研制。当时军队中虽然早已经有了电台,但只能发电报。在抗日战争已进入大反攻阶段,军委三局的工作极其繁忙,虽然一度做出了样机,但都没有成功。日本宣布投降后,军委三局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向各大解放区派遣得力干部,王诤局长抓住这一时机,派遣精干力量,到当时各方面基础都比较好的晋察冀坚持研发无线电话机。派遣干部中,有一个是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担任机务员的年轻人,叫赵戈,虽然只有二十六七岁,却有六七年的党龄,思想好、技术精。王诤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郑重地交代,要努力把无线电话机搞出来。
罗瑞卿 “这小东西还真挺复杂,难怪有这么大作用”
1946年春,赵戈等五人抵达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被分配在晋察冀军区通信联络分局的技术研究室,无线电话机的研制工作得以迅速展开。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来的张家口虽然物质条件比延安好,但也是百废待兴,主要的困难依旧是缺乏关键性的电子器件,比如真空管和用量很大的电池等。为了搞器材,甚至惊动了野战军的罗瑞卿政委。
有一次赵戈拿了介绍信跑到设在饶阳的晋察冀军区外贸部,工作人员一看光电池就要1000节,真空管要十几只,就说把仓库里的所有库存搬出来也不够,赵戈一急,就抢过账本看。这下闯了祸,人家找罗瑞卿告状,说通信分局的人“抢”了军区外贸部。罗政委把赵戈叫到办公室询问,赵戈壮着胆子拿出美制真空管“3Q5”说明缘由,罗政委接过一只“3Q5”,对着阳光细细地看着,“这小东西还真挺复杂,难怪有这么大作用,这么宝贝”。
1947年春,终于生产出12部无线电话机。起初就想把机器命名为“3Q5型”,可又不想用美国造的“洋货”名,赵戈提出把“Q”去掉,叫“35”型,修配厂的同志说这是我们晋察冀生产的,应该加上“边区造”,就这样机器有了“边区造35型”的命名。根据分局的指示,赵戈他们拉上参加无线电话机试验的一个班,带好12部机器,外加一部从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搞来的日式94型电台等全部家当,直奔在河北满城县塬台村的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
耿飚 “好,声音比有线电话还清楚”
在野战军司令部,耿飚参谋长放下繁忙的军机要务,要亲自听赵戈他们汇报。当讲到军委三局首长亲自交代任务时,耿参谋长插话说:“你们王诤局长我认识,他可是红军通信兵第一人呢!搞无线电话这件事有远见!”他当即向在场的野战军司令部通信科旷泉吉科长指示:“明天我到现场,试验给我听听。”
试验现场是3公里左右的丘陵地,耿飚摘下风帽,戴上耳机,对着机箱上的送话器讲了很多话,还询问对方有多远。耿飚摘下耳机高兴地说:“好,声音比有线电话还清楚。”他略作沉思,就对旷科长说:“你马上以野司的名义起草一份电报,发各纵队,选调一批年轻、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战士来学习训练无线电话,你们看60个人怎么样?”接着,像是下达指示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就叫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无线电话队吧!”耿飚又对赵戈说:“我们这个电话队的队长就是你啦!”他临走时又特意叮嘱:“人调齐了向我报告,我要来讲话!”
三天后,刚刚进入电话队的刘文达被任命为一排长。另一个排长叫陈玉侠。战士们陆续到齐后,编成了12个无线电话台,每排编六个台,各配备一部机器,那部日式机器放在队部作机动用。
不久,耿飚参谋长在电话队成立典礼上宣布:“今天是我们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无线电话队成立的日子,你们是我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支无线电话队!”
曾思玉 对着无线话筒大喊“开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