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海军的规模已很大，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南巡的船队有“千里”之长。西汉时曾派遣海军出海作战，出征的军人一次竟达数万人，战船达二千余艘12，这说明当时船舶制造已有了较大的规模。在秦汉时代以已具备了制造大型木帆船的能力。史书记载，汉代已能建造“楼船”，船“高十余丈，旌旗加其上，甚壮”13，自下而上有三层，第一层因为象庐舍，所以叫“庐”，第二层因为是叠加的一层，因而叫“飞庐”，也叫“飞”，第三层在最上面可以远眺四方，犹如鸟视，所以叫“雀室”14。为了使船舶能抵抗风浪，当时的船大多有隔舱板，采用加设横梁等技术，使船更加坚固，适于远航。1974年，曾在广州市发掘出秦汉时期的三座造船台，据测定，可以制造50吨至60吨的木帆船。秦汉时代船的规模不仅越造越大，而且类别也很多。在海战中，阵前冲击敌舰的船叫“先登”，以撞击为主要方式的叫“艨冲”，快速传递情报的船叫“赤马舟”，这类船通体漆成红色，行如飞奔之马15。这时的船已用多桨推进，大船已用20支桨，并有了船舱等设施。凭借比较先进的航海工具，秦汉时代已开辟了多条海内外航线，《吕氏春秋》记述，先秦已存在远航的活动：“夫流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到汉时，北方航线自山东半岛和渤海湾西岸的港口出发，沿海岸线直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徐福到达日本大概走得就是这条航路，日本使者也通过这条航路到达中国，进行文化交流，有的还得到汉王朝的册封。南方航线则自闽越通过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直抵缅甸、印度次大陆和斯里兰卡。当时国内的航线主要是长江口到黄河口的江、海、河联运通道。根据《潜夫论·浮侈篇》的记载：“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竞相仿效。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离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辽东，西达敦煌，费力伤财于万里之地”。
秦汉时代的海洋采集捕捞业也十分发达。在汉代早期成书的《尔雅》中，记述了二十余种鱼的名称，其中海鱼有五六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记载各类鱼的名字七十余种，海鱼有一二十种。不少鱼类产自边远地区，如乐浪、邪头、貉国等地。贝类产自东莱、会稽郡。《三国志·东夷传》记载，朝鲜半岛，“其海出斑鱼皮”。
珍珠捕捞在汉代也是重要的产业。汉时，得到珍珠有两条途径，一是从海外如西方诸国或向东夷购买，一是在中国的南海一带捕捞。南海捕捞的地点是在合浦。《后汉书·孟尝传》记载，孟尝作太守时，“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返其业，商货流通”。
总之，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海疆形成的时期。统一的海疆既是统一国家的产物，又是统一国家的象征。秦汉时代中央集权国家的海疆政策，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国力强盛，也反映了当时秦汉时期“中央王国”意识的形成和扩展自身文明的强烈愿望。这种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的拓展，在当时的历史时代是蕴含了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这种文明的拓展促使周边地区迅速摆脱朦昧的原始状态，进入高一级的社会阶段，因而反映了一种进步的趋向。当然，这种扩展也有它暴力的一面，这当然是残酷的。但是，从社会发展的长远趋向看，这是当时先进生产力拓展不可避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