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波斯国王卑路斯，因自己的国家长期受大食人侵扰，无力抗拒，请唐援助。唐太宗和高宗都以路远，拒绝出兵，只封他做波斯都督府都督。后来他逃亡到长安，唐又封他为右武卫将军，直到他客死在唐京。这种对弱小逃亡者的呵护，是泱泱大国的恢弘仁慈的气度。
在天宝年前，当朝廷力量强大的时候，这种封官晋爵的事，都由朝廷主动为之。但在天宝以后，朝廷变得软弱无能，而藩镇割据坐大。这等事情便变成跋扈军人提出的要挟了。还有些强人干脆自封官位，而且世袭下去，朝廷往往不得不依从。李克用是沙陀人，率领他的番兵把黄巢赶出长安，算是对唐立了大功。他后来盘据在河东一带，唐昭宗不得已封他为晋王。他可以永久据有该地，并且能分封节度使等官职。这些便是为什么唐朝越到后来，番将越多的原因之一。
本国人口不足、兵源困难，可能也是不得不依赖番兵的一个原因。唐朝的疆域东达辽东、西逾葱岭，南北和现在相仿，只现今的西藏和云南没有纳入版图。而人口据天宝十四年调查，只有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人，还被认为是人口极盛时期。从这么多的人口中所能征召的兵力，在和平时期，用来驻防在这广阔的领域，维持治安，或者尚能应付。到了需要外御强敌、内敉叛乱、战争连连的情况，恐就要捉襟见肘了。雇佣一些外籍兵团也就成为必要。
这些成为「统战」羁縻;或因功擢升，甚至为受挟授官，都是指对武将而言。对于手无寸铁的文臣来说，朝廷是用不着这样费心的。文官要登上高位，还是得循着传统的道路─个人的才华和官场里的关系相结合。我们举元稹为例：元稹是有名的诗人，他的诗号《元和体》，宫中的妃嫔都爱唱颂。他的散文《莺莺传》美丽动人，后世脍炙人口的《西厢记》，便是元代的王实甫根据这故事所编的曲本。元稹是鲜卑族人，只是他的六代祖元岩就做了隋朝的兵部尚书，所以他的汉化是很深很早的。元稹幼年就丧了父亲，幸而他的母亲郑民「贤而文、亲授书传。元和元年举制科，对策第一、拜左拾遗。」从此进入仕途。他在同州做官时，因为均平赋税，颇着政绩。后来遭贬，被谪到江陵，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任监军的宦官。这位宦官非常欣赏元稹的文才，回到宫里后，便把他的诗词数十百篇呈御览，「帝大悦……即擢祠部郎中，俄迁中书舍人，……未几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可谓位极人臣了。只是他的擢升*的是太监之力，为当时一般士族所不齿。盖当时朝廷里，士族和宦官两派争夺权力正凶呢!
细查这些文武高官的族裔，颇堪玩味。任宰相的二十三位番裔，绝大部分属鲜卑族。这说明他们在很多代以前，就已经是汉化的人。这道理很简单：要在中国做个治理政务的文官，没有深厚的汉族文化知识是不行的。而武将呢，来自西北番族的七十二员武将，大部分都属突厥族，没有一人来自早期即融入中原的旧五胡人。他们没有汉化，或者汉化很浅，所以还能保持其彪悍猛鸷之劲头。这正是朝廷所要利用的。知书不知书对一员武将来说，并不太重要。
有人批评唐代这种重用番将的政策，认为这是祸乱的根源。这指的是「安史之乱」。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番人。他们起兵作乱、连陷洛阳和长安两京，战祸连绵将近八年，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无数。本来隆盛的大唐，自此就一蹶不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