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任用番(外族)官番将，是唐朝政治上的最大特点。以文臣的中书(宰相)来说，据新唐书表所示，唐代共有中书三百六十九人，其中番族有廿三人。
再以武将的节度使来说：番将任节度使者，在开元前只有二人。但在天宝间即骤升到九人、肃宗时八人、代宗九人、德宗十七人，直至唐末共八十五人。文官武将的最高位置如此，其下的番官番将数目可想而知了。
造成这种情况是有其时代的背景的。在隋统一中国之前，是历史上的所谓「五胡乱华」时期，这时候的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族大量迁到中原，并建立国家。这些民族和他们的后代汉化极深。汉番对立的情况正逐渐消失，汉番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其中唐朝几位皇帝的血统也是主要成因：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高宗之母长孙氏;玄宗之母为另一窦氏，都属五胡中的鲜卑族。其实隋朝两位皇帝的血统也是这样。皇室的人既然已是番汉合流的标志，下面的官将合流又有什么奇怪呢!
任用番人也是唐太宗的一种政策，他看这政策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七年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园，戊午还宫。从上皇(指唐高祖，当时已让位。)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唐玄宗则变化为一种民族政策。宰相李林甫向玄宗建言说：「文臣为将，胆小怕死。而胡人不知书，做不了宰相。但是他们勇猛惯战。另外，又出身寒微，孤立无党。不如使用他们，给以恩宠。他们必能尽死保卫朝廷。」这种立论是很卑下，但却得到玄宗的欣赏。如是在部队里大量使用番人。这便是天宝年后，番人任节度使者，人数大增的原因。
汉人文弱、番人慓悍，这倒是事实。自唐初起，朝廷即爱多用番将，即使是禁军，里面也杂用了许多番卒。所谓的「贞观百骑」，全是番人组成。番将也的确对初唐的强大，有不少贡献。破突厥、拒吐番、平吐谷浑、击薛延陀、伐高丽，番将都以其骁勇善战，建立了不少汗马功劳。唐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兵役制窳劣。汉人多不愿意从军。「好男不当兵」的思想在那时即已出现。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认为是家门不幸，结果是兵源枯竭。我们读杜甫的《石吏》一诗，便可知晓。幸而那时有番人补上这个缺，当时的骑兵几乎全是番人充当。番兵多自然番将也多了。当时唐朝的劲旅，如朔方军和河东军骨干都是番人。
「统战」在这里也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唐朝人比现代人坦率，径直把这项政策呼之曰「羁縻」。唐初国力富强，邻近国家或部落里的一些头头，或战败被俘;或惧于唐的声威;或是希图大唐的援助，而要求朝贡内附。唐对之多能收容，将他们的原辖地改建为羁縻州、羁縻府。仍旧任用他们为原地的都督、刺史，或将军不等。对西域的一些游牧民族的国家更是这样。如东突厥的突利可汗战败降唐后，被封为都督，仍辖原地。「利可汗是兵败被擒的，也被封以顺州都督。唐所以这样做，除了安他们的心，使他们驯服以外，还要利用他们为之守边，去抗拒，甚至征伐一些有敌意的国家。突厥的将军阿史那思摩，就因为这样为唐守边有功，不但官职得到晋升，而且被赐以姓李，成了李思摩。他忠心耿耿，为唐防御强悍的薛延陀，使唐无忧于北疆者数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