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是春节，“春节前要定案”的计划完不成。29日，吴法宪指示专案组：“春节后再来个高潮，搞几个月不要被犯人同化了。专案就是把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挖出来，对于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是重大贡献。”
春节后的“高潮”，审讯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2月5日从下午14时30分到6日凌晨1时，审讯人轮流休息、吃饭，彭德怀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休息，连续被折磨11个小时。
专案组车轮战的审讯，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是逼取口供以便定罪。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党组织的面目出现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曾经要求党中央审查他;“文革”开始，他衷心欢迎审查，相信审查会洗清他的冤屈，澄清事实的真相。但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那从少年时代铸就的嫉恶如仇的霹雳般个性，他一生一世只服从于真理，不屈服于压力的刚烈气慨，此时爆发为对专案组的冲天怒火。他不顾灾难的后果，在被审时痛斥怒驳，对操生杀之权的专案人员捶桌怒吼：“你再审，我也是顽固!”“我就是顽固，顽固到底!”“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什么都不怕!”专案组人员恫吓说：“你这样做没有好下场!”他冷笑：“好啊!看你们有什么下场!”
然而，他认为专案组代表党。更多的时候，他不得不耐心地回答专案组的讯问，反复地说明情况。在每次车轮战的最后，他认罪、签字，在精神恢复后又否认、说明--用专案的语言来说，就是：翻案。
春节以后，专案组逼彭德怀承认1959年在阿尔巴尼亚参加霍查举行的宴会后，和赫鲁晓夫在小休息室“密谈”，“勾结苏修”。彭德怀反复说明，当时有各国贵宾在场，他和赫鲁晓夫只是礼仪性的见面，交谈数语，根本不可能“密谈”什么。彭德怀把为这一问题被迫写的“认罪书”抄在日记本上，后面写上了一段话：“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说成是同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同苏修勾结反对毛主席……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是要弄清真相，实事求是，作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时候了，应当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应当坚决这样做。”
为了革命，为了党的利益，他应当按专案组的要求“认罪”以“巩固毛主席的威信”呢?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抗拒审查”呢?他陷入极度痛苦与极度矛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