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5年，李将军故地重“游”，回到了当年战争局势发生转折的地方。
在龙里被关押的两年多时间里，李聚奎被剥夺了言论、行动、通讯等一切自由。专案组继续对李聚奎在政治上实施重压，专案组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每一次都要把李聚奎关押到另一处房间里，连续几天不许回家，继续用逼供信的方法让李聚奎承认那些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特别是最后一次审讯，专案组为让李聚奎按他们预先写好的稿子“写”自传，对李聚奎实施了严酷的体罚，但李聚奎坚决不按他们捏造的东西写。最后，气急败坏的专案组组长一把夺过李聚奎手中使用了20多年的钢笔，狠狠地摔到地上，笔尖摔折了。李聚奎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察觉到，这份“自传”是林彪、邱会作要给他做结论、把他置于死地并牵连更多群众所需要的重要假材料之一，而他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的人，不是事实决不会承认。
被专政的日子由于艰难而显得漫长，但李聚奎并没有消沉，他用自己一贯的态度对待生活：坚强、不虚度。每天早晨和傍晚他都要做一遍自己编排的徒手操;上午有固定的读书时间，先读一段毛泽东选集，找不到更多的书籍，就重读一些政治、历史文献，因为保卫干事会经常来检查他在做什么，只有这类书是他们允许看的。下午，来了报纸，他会仔细地看一遍，这基本上是他当时了解时事和国家情况的惟一来源，因为就连孩子们与外界来往的信件也都是受检查的，稍有点有关政局形势内容的信都被扣押了(特别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的三四个月里，他们为了对李聚奎封锁消息，扣押了寄给他家的所有信件。直到李聚奎在龙里中学上学的孩子在学校听了有关文件的传达后回来告诉全家，李聚奎才得知了这件震惊中外的事件)。接下来他会在家门口十来平方米的一小块平地上散散步、扫扫地或做些其他家务。后来时间长了，保卫干事对他的监视有所松懈，他就常沿着屋后的小路，一直走到屋旁西边的小山上，有时还会拖回因保养电线被砍下的树枝，回家劈成小劈柴，这下还真解决了家里炉子生火的大问题。
为了磨损李聚奎的意志，兵站有关人员在专案组的授意下除了在政治上给他施加压力外，在生活上也不断给他出难题、人为地制造困难。而李聚奎和他的夫人王惠颖都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老革命了，他们对政治迫害顽强抗争，对各种生活困难积极克服、从容处置，并鼓励和带领孩子们自己动手，多想办法，勇敢地面对现实。王惠颖更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据理力争，不断为全家人争取活下去的基本权利。她想到，李聚奎目前处境恶劣，没有任何权力，而自己可以用“没有政治问题”的身份与他们斗争，尽力保护家人，增强全家人坚持下去的信心。孩子们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学会了更加坚强、勇敢，学会了在逆境中的思考、生活和斗争。一家人就这样在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了。后来，在审判林彪反党集团时得知，邱会作一伙准备把李聚奎定为所谓“彭黄漏网分子”、假党员等，并作“清除出党，行政上撤销一切职务，判处10年徒刑，送贵南马场劳动改造”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