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里，我跑了三次北京，汇报有关反细菌战问题。每次都见到周总理。周总理虽日理万机，对此事过问非常之细。
一次，朝方保健副相和我同去北京，向总理汇报对国际科学调查团的准备工作，总理问朝方有何困难，我插了嘴，总理马上问鲁副相对我的意见是何看法，使我非常 感动总理尊重别人的高贵品格，同时使我感到我不该随便插嘴。一次，晚上8点多钟，总理一面吃饭一面和我们谈问题。他就吃一小碗饭，两小碟菜，一荤一素，一 小碗汤。多简朴的生活。
调查团回东北前，去朝鲜北边碧潼战俘营会见美空军几名飞行员，他们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们投细菌战的经过。
这次他们又自由地向调查团谈他们听过投细菌武器的课和投“不爆炸的炸弹”经过。停战后，他们被交换回国，美军审问他们为何乱说莫须有的细菌战之事。他们回答说，中方答应很快放他们回国。听说他们都为此受了处分。我真佩服战俘营我方人员的说服工作。
调查团回到北京，签了字，发表了500页厚的黑皮书《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毛主席接见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