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对西学的翻译从来就没有忠实过原著，姑且不论他在按语中对原著观点的引申、发挥或反驳，单就其取舍而言，就已经加入了自己的好恶和创造。在这方面，《天演论》并不是个案，严复的所有译作都遵循着以“作”代译的方式。为了便于中国人理解和接受，他在翻译西书时往往根据自己对原著的理解加以重新创作，并将原著中所举的例子置换成中国人所熟悉的概念或术语。就严复的译作来说，出现误以为中国书而看不出是译作的情况并不奇怪。他在译《名学浅说》序中就曾开诚布公地作出解释：“中间义恉，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
进而言之，严复之所以选择译西学，就是为了借助西学而诠释中学，以此推动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转换。无论是翻译西学的宗旨还是以“作”代译的方式都表明，严复翻译、宣传西学的过程，是重新诠释西学的过程。有鉴于此，他对西学的取舍和诠释始终以中学为旨归，并且是在与中学的互释中进行的。无论从初衷还是结果上看，中学始终是目的所在。正是在以中学疏通、诠释西学的过程中，严复以特殊的方式诠释、宣传了中学，也完成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转换——既为中国本土文化注入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近代价值理念，也证明了中学早于西学：比如他认为中国古代就有哲学，《周易》《老子》和《庄子》是中国哲学的代表作，西方哲学所讲的内容说到底超不出《老子》“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十二个字;中国的自然科学源远流长，进化论滥觞于周，《庄子》和《周易》都是讲进化的，与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等人的思想如出一辙;中国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内容丰富，既有卢梭所讲的“自然状态”的平等、自由思想，又不乏无为而治的民主传统，老子、庄子与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别无二致。由此可见，深谙西学的严复通过对西学的宣传和对中学的诠释，得出的结论是：中学无论在哲学、自然科学还是自由、平等、民主方面都无所欠缺;西学所有者，中学一应俱全，完全呼应了他“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的翻译西学理念。
实际上，西学家与中学家在严复那里是并行不悖的，被视为西学第一人的严复骨子里是一位中学家，他对中学的坚守和诠释基于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对西学的深入了解使严复相信，中国与西方思想相通且早于西方。这些发现令严复本人大为惊叹、称奇，也使他在宣传、翻译时乐于以西学诠释中学。一方面，西学家的素质成就了作为中学家的严复，无论是特殊的学术经历还是深厚的西学素养都影响了严复对中学的理解和侧重，致使他对中学的理解和研究带有鲜明个性和独特意蕴。另一方面，作为中学家则决定了严复对西学的取舍、侧重和最终态度。既然一切都是为了“自强保种”的需要，既然他早已认定西方文化使西方“胜我”，那为什么不直接取法西学?正是基于对以西学为主的异质文化的理解，严复领悟到了文化的国籍问题，认识到中国本土文化才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为此，他以导扬传统民族精神作为立国之本，对中学长期坚守直至晚年走向尊孔读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