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丁”时期，即577～579年。突厥与中原的这次战争，紧随着北周之灭齐而发生，交战的双方当然是突厥与周。战争的规模也颇不小，因为突厥的入侵居然导致了北周武帝的“御驾亲征”!这一阶段中的战争大致有如下数次：“(宣政元年)夏四月……庚申，突厥入寇幽州，杀掠吏民。”(《周书•武帝下》)，“(太建十年)五月，已丑，周高祖帅诸军伐突厥，遣柱国原公姬愿、东平公宇文文神举等将军五道俱入。”(《通鉴•宣帝太建十年》)“(宣政元年十一月)，突厥犯边，围酒泉，杀掠吏士。”(《北史•周本纪下》) “(大象元年五月)突厥寇并州。”(周书•帝纪第七》)以上的统计尚未将差一点发生的大战算在其中。战事的掀起，仍然并非出于贸易的原因，而是中原两政权角逐的结果：周灭齐，齐遗臣亡入突厥求救，突厥助齐复辟。《周书•突厥传》对于这场冲突的前因后果有个简洁的概括：“及齐灭，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自马邑奔之。他钵立绍义为齐帝，召集所部，云为复仇。宣政元年四月，他钵遂入寇幽州，杀略居民。柱国刘雄率兵拒战，兵败，死之。高祖亲总六军，将北伐，会帝崩，乃班师。是冬，他钵复寇边，围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钵复请和亲。帝册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以嫁之，并遣执绍义送阙。他钵不奉诏，仍寇并州。”事情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周伐齐，于建德五年十二月庚申元翌日，克并州，齐主即遣开府纥奚永安求救于突厥，突厥立刻发兵，但军至时，齐已亡。而擒齐王及其太子的日期则为建德六年正月己亥，即公元577年2月28日。北齐范阳王高绍义仍然抗周，还保北朔州，结果战败，北奔突厥，时在建德六年二月丁未与癸丑间。北齐遗臣、营州刺史高宝宁于是年十二月据州反，并随即上表劝进高绍义，高绍义遂称帝(此事发生在公元578年1月24日以前的一个月中突厥他钵可汗作为响应，也召集诸部，举兵南向，声称共立范阳王作齐帝，为其报仇，在四月庚申侵入北周的幽州境内。周武帝因此集合大军于云阳，在宣政元年五月已丑亲自总戎北伐，遣柱国原公姬愿和东平公宇文神举等率军五道俱入。但六月丁酉，周武帝驾崩。高绍义乘虑而入，引突厥兵，企图配合据范阳聚众而反的卢昌期等，并袭蓟城，兵败后再北返突厥据地。是年九月，汾州的稽胡得突厥之助而反叛，入寇西河，诏遣越王盛为行军元帅，率众讨之，宇文神举以奇兵击败突厥，遂使稽胡款服。十一月，突厥又侵犯北周边境地区，并且围困酒泉。双方相斗至翌年二月，始出现和解局面，周愿与突厥和亲，以赵王招之女为千金公主，嫁给可汗，但所附的条件是“执送高绍义”，突厥不从。于是战端再起，是年五月，突厥又寇周之并州。从上述经过看来，“丁”时期内突厥与中原地区的战争并非由贸易问题产生，而由中原王朝间的政治争斗引起，是很显然的。有一点说明是，埃克塞迪先生引用了《周书•武帝下》的一条记载：“(宣政元年三月)壬申，突厥遣使献方物，”并指出，此事仅在突厥对周的一系列侵犯之前数星期。言下之意，这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献方物”与战争并存)正是符合了文章中所要论证的观点--贸易必然包含战争。但是我认为，这条史料不足以说明问题。当时那些“域外”的普通商人经常冒充官方的名义向中原王朝“贡献”，以便从“贡赐”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而这条史料并未特别指明“突厥××可汗”遣使朝贡，便有含糊之意，“朝贡”者很可能为普通的突厥民间人士。退一步说，即使该使团为突厥官方所遣，也未必来自当时与周廷处于交战状态的他钵可汗，而完全有可能来自实际上已独立于他钵可汗的西面突厥部，或者其它小可汗。有鉴于此，我们似无充分理由用这条史料来论证“贸易包含战争”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