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综上看来，公元六世纪下半叶，突厥与中原王朝的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基本上都是由中原王朝的政治斗争以及对“夷狄”的积极征服政策所造成的，而与贸易问题几无关系。但是埃克塞迪先生列举了若干条战争期间或战前不久突厥遣使“朝贡”中原的记载，以论证其“贸易包含战争”的“规律”。我对于这一点的解释是：甲.某些不特别指明“××可汗”所遣的朝贡使团极有可能是冒用官方名义的民间商人组织(它们似乎并不持有任何官方的书信，故也就使中原的史家无法在记载上注明“X X可汗”所遣)，这种“朝贡”和突厥统治者们与中原王朝间的战争无关。上文对此已有所解释。乙.当中原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争斗的王朝时，突厥很可能在同一时期内与此政权战，而与彼政权通好，故须辨明那些突厥朝贡使团究竟遣往何处。而埃克塞迪先生则有混淆的地方(上文业已指出)，遂使表面上看来，贸易与战争确如他所说的那样颇有关联了。丙.笼统地说的“突厥遣使朝贡”中的“突厥”使团未必即指来自与中原交战的那一部分“突厥”，而有可能来自与中原尚保持和平关系的那部分“突厥”。例如，埃克塞迪先生在文章中引了下列二条“朝贡”的记录：“(天统)三年十月，突厥、大莫娄、室韦、百济、靺鞨等国各遣使朝贡(至北齐)”、“(天和二年)五月壬申，突厥、吐谷浑、安息并遣使献方物(至北周)”。他将这二个使团视作均由突厥大可汗木杆派出。但是，我认为，很可能至北齐的使团来自主要活动地区在东方的木杆可汗部，而至北周的使团则来自主要活动地区在西方的突厥西面可汗部。因为同时进贡至齐的各国均为东部诸少数民族政权--大莫娄、室韦、百济、靺鞨;而同时进贡至周的各国则为西方诸政权--吐谷浑、安息。似乎可以推测，他们是顺道结伴而至的。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突厥与中原的战争期间，那么就会因为不能肯定使团究竟来自何处，而无法将贸易(“贡、赐”贸易)与战争联系起来了。
要而言之，我认为，公元六世纪下半叶突厥与中原的战争主要由中原诸政权的政治斗争造成;埃克塞迪先生将战争的原因归之于突厥人之渴求贸易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把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为打开商品市场和攫取原料而采用武力侵略的模式套用在古代游牧民族的头上也是不妥当的。本文即力图对突厥与中原的战争这一历史现象给予尽可能客观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