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了便于说清问题，在本文中，第一，与埃克塞迪先生一样，所讨论的时间也限于公元六世纪下半叶，即从四十年代初突厥首次与中原交往至600年左右达头可汗败奔吐谷浑为止;第二，也主要着眼于正史中所记载的那些重大的战争事件，而较小的冲突及边界摩擦则次之或忽略之。
本文论述的第一步，是将这五、六十年中突厥与中原王朝的“战”、“和”阶段大致划分如次：甲、545～562年，基本上为相互间通使、和亲与“贡、赐”的阶段，乙、563～564年，突厥与中原地区发生数次大规模的战争，主要矛头针对北齐;丙、565～576年，大致上又是一个相互通好的阶段;丁、577～579年，突厥频寇北周，周亦大举反击;戊、581～584年，中原新王朝隋与突厥发生大冲突，战争异常激烈;己、585～596年，又属大体上和睦的时期;庚、597～603年，连年战乱，突厥方面的主要力量为都蓝可汗与达头可汗。从上面所划分的各阶段来看，在六世纪下半叶，突厥与中原诸王朝间较大规模的战争时期计有四个，即“乙”、“丁”、“戊”、“庚”四个时期，虽然为时都不算长，但是整个五、六十年间双方的主要军事冲突事件均包括在内了。
第一，“乙”时期，即563～564年。《周书》卷五十•异域下“突厥传”谓北周“时与齐人交争，戎车岁动，故每连结之(指突厥)以为外援。”清楚地说明了北周政权出于与北齐争夺中原霸权的目的，经常联结突厥，夹击北齐。而“乙”时期中突厥与中原王朝(北齐)的战争，正是北周联结突厥，以为外援的产物，换言之，是中原的统治者自己招致的。北周为了争取突厥联兵伐齐，便与之和亲，答应纳可汗之女为后，乃遣杨荐及王庆为使，前赴突厥。而北齐亦厚赂突厥，企图瓦解这“合纵之势”。经周使者杨荐“正色责之，辞气慷慨，涕泗横流”，突厥木杆可汗方始答应东伐。这次战争的规模不小。北周原拟发兵十万，虽然杨忠以为此数过大，但最终所发之兵仍有数万，而突厥来会之骑则达十万。据《北齐书》载，东侵的联军尚不止此数：“周将杨忠率突厥阿史那木汗等二十余万人自恒州分为三道，杀掠吏人”。北齐国君的惊慌失措足以证明联军的来势凶猛：“齐主思其强，戎服帅宫人欲东走避之。赵郡王睿、河间王孝琬叩马谏。孝琬请委睿部分，必得严整。帝从之，命大军进止，皆取睿节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总之。”这次战争发生在公元563年10月底和564年1月底之间，最后以联军的失败而告终。然而，北周并未因此罢休，半年后再次联结突厥伐齐：“周人以前攻晋阳不得志，谋与突厥再伐齐。”“八月……诏柱国杨忠率师与突厥东伐，至北河而还。”时在秋八月。此后，突厥屡次大肆进犯齐之北境，乃是完全配合北周政权的战略意图而行事的，即突厥自北方，周自西方夹击北齐：“秋九月……突厥寇幽州，入长城，虜掠而还”。(《北齐书•帝纪第七》)突厥寇齐幽州，众十余万，入长城，大掠而还。”(《通鉴•文帝天嘉五年》)“(闰九月)乙巳，突厥寇幽州。周军三道并出，使其将尉迟迥寇洛阳，杨入軹关权景宣趣悬瓠。”(《北齐书•帝纪第七》)“突厥自幽州还，留屯塞北，更集诸部兵，遣使告周，欲与共击齐如前约。闰月，乙巳，突厥寇齐幽州。……护军至潼关，遣柱国尉迟迥帅精兵十万为前锋，趣洛阳，大将军权景宣帅山南之兵趣悬瓠，少帅杨{K225B09.jpg}出軹关。” (《通鉴•文帝天嘉五年》)“是岁，大军又东伐，晋公护出洛阳，令忠出沃野以应接突厥。”(《周书•杨忠传》)这些记载表明，突厥与中原王朝的这场大战几乎完全因北周政权的勾结所致，而不是由贸易问题产生。尚须提及的另一点是，埃克塞迪先生引用了中国史籍中的两条史料，并以这样的口吻写道：“563～564年，木杆可汗及其突厥人与周联盟，侵齐;但当联军被击败后，突厥军队在其返归家乡的途中劫掠了中国边界地区;然而，同年，突厥又向周廷贡方物;”这里所述的即是《周书•杨忠传》所记的第一次东伐失败后的事：“突厥于是纵兵大掠，自晋阳至平城七百余里，人畜无孑遗，俘斩甚众。”以及《周书•武帝上》：“五月……丁卯，突厥遣使献方物。”和《册府元龟•朝贡二：》“(保定)四年五月突厥，七月粟特普遣使献方物焉，遣使献名马”所载之事。埃克塞迪使用这样的口吻叙述这两件事，显然是想论证他的观点：突厥人的战争是与贸易并存的，他们一方面掠劫骚扰，一方面又“贡方物”以求贸易。我并不否认突厥人绝无此类动机和行为，但是这两条史料却绝不能证明这条“规律”。因为很清楚，突厥人劫掠的是“自晋阳至平城七百余里” 的地方，即今山西太原至大同间的地区，这在当时均属北齐领土;而保定四年(564年)五月，突厥是向北周朝廷“贡方物”!突厥与北周本是盟友，起初帮助北周攻其政敌，并劫掠其政敌的土地，后又示“友好”，向北周“贡方物”，事情很正常，合乎情理，并不存在埃克塞迪先生用以证明“贸易包含战争”规律的“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因此我有必要在此作一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