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近代著名学者阮恪炎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日占时期，越南人民最不堪忍受的重负中，“义务售粮”制度居于首位。阮恪炎称，在日军控制的越南东京地区（指越南北部），1943年越南人民以极低的价格向日军“义务”售卖了13万吨大米，而到了1944年，则猛增到18．6万吨。有的农民因交不起规定的大米数量，被迫以3倍于“义务”售卖的价格购买大米，然后再交给日军。
征收上来的大米，除了供应在“印度支那”的日军，也供应远在中国、缅甸、太平洋岛屿，甚至日本本土的日军。此外，日军还将征收上来的部分大米高价出售给城市居民，大发其财，然后再用这些钱购买其他军用物资。
法国殖民者也有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积蓄力量，寻觅时机，待盟国军队登陆中南半岛，再起身呼应，驱逐日军。为此，他们在为日军搜集粮食的同时，自己也大量储存粮食，以备来日。
当时的越南北部，衣衫褴褛的农民挈妇将雏、离别家园四处流浪的情景随处可见。面对饥荒，日军和法国殖民政府不但不救灾，反而加紧搜刮、储存粮食，他们宁可把粮食存到发霉腐烂也不发放给灾民。
3．宁可粮食烂了，也不救灾
就在日军和法国殖民政府加紧搜刮越南人民之时，大饥荒在1944年春夏之交降临了。
1943年，受旱灾和虫灾的影响，越南北部的粮食大幅减产，不过这时日军的征粮力度还没达到顶峰，加之人们家中还有一点余粮，因此尚可勉强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