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医改是否可以简单地比照经改，依样画葫芦?从历史的经验看，不可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医疗曾经做过经济改革的马前卒，冲锋在前——1979年，卫生部开始试点对医院“经济核算”，那时候普通国有企业还没动呢——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医疗和教育一样，不同于经济领域;医院和学校一样，不同于工商企业，它们同为社会公平的两大屏障。
何况，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医疗市场全面私有化，引入竞争机制，就能逼迫各医院提高服务水平并降低医疗价格?德国几十年中进行了两轮私有化，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美国私立医院占到八成以上，医疗价格仍然高居不下。这难道是它们私有化不够的结果?!恐怕私有化最能保证的是优质医疗资源更加集中，为达官显贵、富商巨贾大开方便之门，提升他们的医疗服务水平吧!届时，那位匿名者的提价预测势必能兑现：一个普通协和专家号不会低于一千元。
当然，公立医院本身沉疴缠身，痼疾难愈，为人所共见，不能不深加改造。医生收入之扭曲，医院管理之低劣，医患冲突之激烈，世所罕见。只是一卖了之却非良策。恰如一个人得了糖尿病，你却把他的大脑摘除了，这治疗岂不是太离谱儿了吗!既然医改是世界性难题，就不要指望简单的办法，需慎重思虑。
改革是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相关利益主体定会运用政策、舆论空间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医改的初衷乃是回应普罗大众的利益诉求，是为了增加更多人的福利，尤其是普通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