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并不希望把中国排斥在国际体系之外，不想排斥中国，希望中国参与当今的国际体系。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美国希望进一步提高中国的优先地位，但欧洲方面不乐意。再比如，美国的美孚石油如果要在非洲加纳投资生产，中国的中海油、中石油如果也有兴趣投资生产，大家可以一起合作，一起做股东与合伙人，一起投资与管理这些国际项目，促进合作。
环球时报：对于越南反华事件中中国在越利益受到损害，您如何看待?
诺兰德：我完全理解中国的恼火，因为国家越强大，就越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不过，我个人看，这次越南发生的暴乱实质上不是针对中国的，而是越南新一代对越南政府的不满。虽然暴乱从一家中国店面发生，但随后很快蔓延，并不是只有中国企业受到攻击和影响。我个人希望，中国和越南不要因为这件事“动武”。
伴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伴随着中国的强大，可以预见，中国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都有可能在别国的领土上遭遇类似事情。美国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国际化进程中，遭遇了很多类似攻击。这是国力强大的“副产品”，中国要在心理上逐渐适应这样的变化。
美有意与朝签“互不侵犯和平协议”
环球时报：对于朝鲜发展核武器问题，美国方面除了现有制裁，好像没多少其他应对动作，情况是这样吗?
诺兰德：让朝鲜当局放弃发展核武器“非常有挑战性”。现实地看，限制与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是理性选择。就经济制裁手段而言，美国方面认为朝鲜经济实质上是依赖中国的，只有中国对朝鲜进行制裁才可能真正有效。这也是白宫对中国为什么不采取更加有效的经济制裁手段来解决朝鲜问题而感到困惑的方面。
美方现在可以提供给朝鲜的是，如果朝鲜愿意实现无核化，并为此参加无核化谈判，美国准备与朝鲜进行对话，还有意与朝方签署“互不侵犯和平协议”。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样的愿望很难得到实际推进。
环球时报：有一些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如果朝鲜半岛政治极端不稳定的情况发生，中美之间可能会发生战略冲突。他们为什么那样想?
诺兰德：我认为，中美之间不会因朝鲜政局变化而发生“武装冲突”。不过，这样的“担忧”本质上反映出“中美军方之间存在深深的相互不了解”。由于缺乏直接严肃的沟通与交流，两国军方对很多问题的认知与分歧是巨大的，这样的分歧会导致实际行动上的“误判”。比如，如果在亚洲某个国家与地区突然爆发类似“SARS”那样的流行性疾病，紧急需要军方用最快速度提供公共健康与物资救助，美国军方如果需要中国军方的务实合作，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应该给谁打电话。特别是在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地区安全危机方面，如果美国海军往某些方向移动，但并不是针对中国，或者美国发现中国军队在往某些方向移动，美国需要知道这些不是针对美国和韩国的，这些现实问题都需要中美中层军官之间进一步增进互信和加强沟通，而不是把军事对话与交流局限在最高层的政治方向阐述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