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我随部队从四川移防到武汉王家墩机场。经过同学的介绍在汉口认识了一位当时的进步青年，叫盛中衍，我从他那借了不少进步书籍。1946年年初，我随中队移驻北平，不久盛中衍也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借读。我们经常见面，盛常和我谈论一些国内形势，并向我推荐《晋察冀日报》等进步报刊阅读，使我对解放区开始有了些印象。在这期间，他曾经劝说我去解放区，最好能驾机飞向解放区，中间我做过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
1948年年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相继展开，国民党军队败退。我所在的飞行大队撤退到武汉，中间我又曾经想驾机起义，可是时间太仓促，一是没有下手的机会，我只能随国民党空军离开祖国大陆飞向台湾，驻守台中机场。
那时候到达台湾，周围环境美丽恬静而我们的心却躁动不安，根本无心看风景。“茫茫天涯路，何处是归途”，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在祖国大陆的亲人，惦记着祖国家乡人民的安危。那时，国民党内部非常凄凉。记得那年中秋节，大家聚在一起借酒消愁，谈论着对家乡的思念，惊恐、疑惧、陌生、惆怅、思归的情绪在这些背井离乡的人群中弥漫。很多人都想冲破藩篱，脱离那个孤岛。我算是当中最早下定决心的一个，时间越长，我渴望起义的心情更加迫切。
故乡，我回来了
我开始留心观察整个机场的情况。当时，台中机场控制得非常严格，四周警戒森严，但我发现在机场的一角，另有一个小停机坪，停放着装甲兵司令蒋纬国的两架座机和其他几架初级教练机。由于停放的都是些轻型飞机，警戒稍松一些。几天前我检修飞机时，有意识地去那里闲聊，了解到两架教练机已新换了发动机，而且已加满了油，于是决定就在这里下手。
我本来计划定在1949年12月25日那天，因为那天是圣诞节，按照美国空军的习惯，照例休假。整个机场静悄悄，很多人去喝酒跳舞了，停机坪空无一人。我就绕着飞机观察，发现似乎增加了警卫，我觉得时机不对，容易引人注意，就推迟一天下手。
26日中午，台中机场显得非常寂静，飞行人员和地勤保障人员都离开机场吃午饭去了，指挥塔的值班员也因暂时没有飞机起落而闭目养神，只有几个哨兵在无精打采地游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