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在回答李克强总理询问其月工资情况时，海口港工人说：“账面工资8000多，包括公积金、社保、风险金等，发到手4000多。”李克强问，比年轻人多多少?答：“每月比年轻人可是多好几百。”总理表示，工资待遇问题一定要有信心。
这段短短的对话，道出了工人的窘况：“五险一金”占去近半工资收入。这不仅仅是海口港工人面临的问题，初次分配收入偏低是全国工薪阶层均经历过并仍在经历着的事情。居民收入基本取决于薪酬，但劳动者薪酬所得份额即分配率却一直在持续下降，资源垄断下资本所得的极速增长与70%间接税的税制结构本就极大压缩了劳动者报酬，再扣去以二次分配的名义被收取的“五险一金”后，可支配收入就更是捉襟见肘。
初次分配是基础性分配，其结构决定国民收入的整体格局，若我国初次分配被扭曲的状况无法改善则二次分配如何调整也难力挽狂澜。何况，如今的二次分配完全没起到应有的作用。我国社保缴费之高曾引发数轮争议，即使无法认定缴费全球最高，至少缴费水平与保障水平无法相匹配是肯定的。社保的便携性和充足性不佳，在薪资中扣去的“五险一金”，这些被以二次分配的名义收取并纳入社会保障系统的资金，最终变为提取困难、无法异地转换的巨额沉睡基金。如公积金一般强制征收却提取门槛高、额度小的保障制度，等同于变相征收地税(社保收益归属地方)，让本已在国民收入中分去大份额的政府更添一份收入，而让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断萎缩的工薪阶层报酬再减一份。
而更残酷的现实是，为了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工薪阶层还要在被压缩了的可支配收入里自行储存一部分作为教育、医疗准备金，可用的现金流又进一步减少。尤其是当前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去杠杆化与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流动性紧张持续，工薪阶层尤为受伤。当实际可支配收入不断减少，工薪阶层就越来越无法进入良性消费轨道，社会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亦会随之发生断裂，而出于对不景气的避险情绪会导致储蓄意愿增加，拉动内需则更是无从说起。这无疑会让本已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亦会对社会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这是国民收入结构扭曲和社会保障系统失调导致的恶性循环，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将更为突出。
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上表示“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又在考察海口港时提出要对工资待遇及扩大内需有信心，那么必然的措施便是改变目前的初次收入分配状况及扭曲的国民收入格局。一种简便而可即时见效的方法是，直接减税并降低社保相关缴费至与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匹配的程度，即从高税低福利转向低税低福利社会，以提升工薪阶层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另一种方法则是，以一定程度的减税将政府与资本占去国民收入大头的国民收入结构改变，提升名义工资水平从而达到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多的效果，同时保持目前的社保缴费但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向高福利社会发展，以个人账户方式由民众自行持有并支配，保证现金流充足。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选择低福利或高福利的社会发展方向，不可忽略的是，目前以二次分配的名义征收的社会保障缴费并未能达到本应有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的初次收入分配及工薪阶层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压缩，已经并将继续影响消费及经济社会稳定。工薪阶层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亟待提高，这不是等到2020年而是当下已需解决的一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