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31日凌晨1时，谢晋元组织部队含泪撤出坚守了四天四夜的阵地。其后，租界工部局迫于日军压力，解除了将士们的武装，将他们扣留在胶州路的一块空地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1941年4月24日清晨，孤军营中，照常率兵出操的谢晋元，发现有四名士兵缺席，亲往传询并且搜身，谁都没想到，这四名士兵竟是被汪伪政府收买的叛徒，他们拔出藏好的匕首行刺，谢晋元身中数刀，血流不止，悲壮长逝。
那一年，谢晋元37岁。
“团长待我们就跟自己的亲儿女一样。”1946年，一百多名失散各地的“八百壮士”回到了曾誓死守卫的上海，他们在谢晋元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来，一起为老团长守灵。尔后，他们有的在上海做苦工维持生计，有的回到原籍当了农民，还有的则流落街头。
镜头前，王文川拿起那把谢团长送他的口琴，颤颤巍巍地吹了起来。镜头后，《我的抗战》前线记者郭晓明内心抑制不住地难过。
2008年，郭晓明和张钧加入崔永元团队，全身心投入到《我的抗战》的工作中，两年间，他们一共采访了300多名老兵，而仅是对老兵王文川，郭晓明就跟访了一年半，尽管，真正的访谈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
“他说话是很困难的，每次只说一两句话，一个事情根本不能连贯讲下来。”郭晓明说道，很多时候我们问多了问题，老人就不说了。采访被迫中断多次，郭晓明不得不一直跟访，让老人时不时说上几分钟。
在老人的儿子王家宾眼里，父亲一直脾气古怪，沉默寡言。已经60多岁的王家宾依旧对父亲有所忌惮。“别看我60岁了，我从心里头对我父亲还有一种恐惧，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小时候，每次开完家长会，淘气的王家宾都会遭到父亲的责骂，挨打甚至被命令下跪。他一直都不理解，父亲的性格为何会暴躁，不近人情。
直到2007年，再次回到上海的王文川在儿子搀扶下回到四行仓库，哭倒在团长谢晋元雕像前，儿子王家宾才终于找到了答案。
在此之前，王文川在众人眼中一直是个性格有些孤僻的北京退休工人。60年里，王文川一直在隐瞒，不管是身份还是历史，即便面对自己的子女。
看不见的伤，永远藏在人心底的最深处。
像林子一样的枪，像下雨一样的子弹
不愿意提及过去的抗战老兵何止王文川一个。“不要采访我，一采访，我脑子的神经就受不了。” 坐在摄像机前，曾经参加过衡阳保卫战的老人彭中荣神情悲戚而痛苦。
也就是因为采访彭中荣，郭晓明才知道衡阳保卫战是多么值得大书特书的惨烈战役。“他们坚守了48天，是守城时间最长的。”郭晓明说。“由于迟迟没有援军，后来城破了。”
两个从未谋面素不相识的人，第一次相遇就要以死相拼!——这，就是战争的残酷。
1944年6月22日，10万以上的日军包围了1.7万名中国军人。经48天血战之后，衡阳于8月8日陷落。日军死伤超过7万人，其中4.8万人被击毙;中国死伤1.5万人，其中7400人捐躯……
尽管做了很多前期的资料收集准备，老兵所描述的战争场面，依旧超出了郭晓明和张钧的认知。“在我的想象范围里，眼前是一片空地，有一支八路军部队在中间，四面八方都是鬼子，往中间来，然后部队开始跑，跑到那边，鬼子来了，然后又换个方向跑。”当郭晓明听老兵描述艰苦的敌后战场时，脑中闪过一个个画面。“鬼子不追你，就是压缩这个包围圈，不过要是你不跑，鬼子的马队就会拿马刀砍你。”老兵向郭晓明形容的是：“肺都快跑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