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缘何不愿多事?
原来清代对地方官考核很苛刻，如果管区内出了乱子，死了人，地方官都会背很重的处分，因此各级文武官员都不愿多事，而是敷衍蒙混，得过且过，据说当时因为遍地盗匪，许多军官死于非命，提督闵正凤怕担责任，就把战死的军官都报“病故”，广西巡抚郑祖琛更是有“惟务粉饰”的“美名”，曾郑重告诫属下官吏，不要没事向上级报告“匪情”自讨没趣。上行下效，府县的芝麻绿豆官当然也懒得管来土争斗的事-何况这事管起来还那么麻烦。
除此之外，地方官还有另一层考虑。
尽管地方官都是外省人，但他们大多稍稍偏向“土人”，这是因为“土人”知根知底，容易管束，而“来人”和外省联系密切，当时横行桂中、桂东南的“会匪”、“艇匪”等水陆反清武装，大多来自广东，且和当地客家沾亲带故，在他们看来，虽然来土两族都有闹“堂匪”(天地会)的，但“来人”显然危险得多(广东来的“广马”战斗力远胜本土的“土马”)，如今来土双方对峙，“土人”数倍于“来人”，如果放任械斗，胜负一望而知，岂不省了很多“清除匪患”的金钱和气力。
然而客家人素有守望相助的传统，且剽悍好斗，械斗一爆发，大墟附近的许多客家村寨就一齐上阵，并纠合同源的“广马”助战，一时把“土人”杀得措手不及。
然而战争是讲究持续性的。日子一久，“土人”人多势众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他们的援兵虽然来得慢，但人数却多得多，且同样召集“土匪”、“股匪”(估计是“土马”等)助战，一个多月之后，便抢到了绝对上风，许多客家村圩被攻破，客家人大批被杀，躲过杀戮的男女老幼只得抛弃家园，仓皇逃命。
为了根绝后患，“土人”毫不客气地到处放火，将一座座被攻陷的客家村圩烧成一片白地，好让他们永远也回不来，再也无法跟自己争土地。
这些战败的“来人”成群结队逃往桂平方向，投入了正在招兵买马“团方”的紫荆山上帝会阵中，这是1850年阴历十月初三的事，此时金田起义的第一场大战-平南花洲山人村之战，已经打完两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