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唐安史之乱后，又成了问题，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视)，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反观宋朝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唐朝。阿保机称帝时，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石敬瑭于公元936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称做父亲，其向契丹上奏章时，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其时中原仍处唐末军阀割据时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
五代统治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最长的不过17年，最短的只有7年。五十年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辽国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人之利，辽国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强的角色，这一政策实际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宝(以华治华，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专利可以由契丹申请)。到后周时，辽国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而且基本上辽国往往是进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后周世宗虽然曾经北伐，但只是击败了北汉军队，却没有征服北汉(背后有契丹的支持)，收归版土，更谈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复(现在有些学者喜欢假设历史，声称如果周世宗不过早的辞世，以他的雄才大略，必然会收复北方失地，这种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是不足取的，是不公正的)。
当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首先他们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其次，他们已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当然，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再次，他们垄断当时最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贸易。因此，无论是宋辽，还是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隋、唐的的高丽战争就能理解。高丽国是个幅员狭小的农业国家，国家实力与大隋、大唐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让隋朝大军和唐太宗的亲征大军劳而无功)。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因此，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辽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土地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意味什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这也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宋伐辽的战争总是先胜后败，而且是惨败;辽及以后的金总是不断向南侵扰，一句话：对土地资源的争夺。
可以说，面对如此糟糕的立国环境，就算是大家最崇拜的汉武大帝和唐太宗在世恐怕也束手无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一方面是草原对游牧民族的生存压力使然，自汉朝以后，北方尤其是草原的自然环境每况愈下，荒漠化越来越严重，而自中唐以后，尤其是进入五代十国时代，地球气候进入干冷时期，这加剧了北方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这是迫使一些游牧民族改变生存方式的根本原因。(如契丹，党项等就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而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失去产马良地也使收复幽云十六州或河套地区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熟悉古代战争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在马镫出现到火药武器成熟之前，骑兵对步兵的优势犹如今天坦克或战斗机对步兵的优势。而收复上述地区非用骑兵不可。是什么原因使中原王朝丧失了产马良地?大家都知道“儿皇帝”石敬瑭出卖幽云十六州危害中原王朝几百年，但有很多人不清楚那个被骂为“汉奸”的石敬瑭其实并非汉人，而是沙陀族人(西突厥的一支)，而控制河套地区的是党项族，这些原本是汉族王朝控制的产马良地由于“引狼入室”的缘故被外族控制，那么谁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祸首呢?就是被不少学者盲目吹捧的唐朝。自唐末以后，党项人控制该地(祸由唐的制度错误，自太宗之后，唐的守边军队渐渐落入外藩之手，由胡人建立军队替唐中央作战 雇佣军终酿大祸，安史之乱即出于此，西夏的始作蛹者也是唐之误，党项人因征战有功，被唐派去治理河西走廊，从此，该部落有了立足之地)，逐渐经营，实力不断壮大，进而和宋分庭抗礼。而且当“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爆发威胁到唐朝的统治时，唐朝都无一例外从其他游牧民族借兵镇压，(相比之下，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爆发时，东汉王朝从国内借兵镇压)沙陀族就是被唐朝政府借来镇压黄巢起义才得以入主中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中就由三个是沙陀族人建立的。这就为石敬瑭出卖幽云十六州埋下了祸根。中国自中古时期以后的不幸，实际上都是唐朝埋下的种子(这句话可能使很多赞美大唐的人不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