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越南实行“北守南攻”战略，千年间国土扩大四倍
唐朝灭亡后独立的越国，其疆域只占如今越南国土的四分之一，即位于河内为中心的红河流域。越国脱离中国版图后，在千年内持续采取了“北守南攻”战略，即对力量远比自己强大的北方“天朝”尽量缓和关系，对南边的占城、真腊(柬埔寨前身)和西边的老挝则是“柿子拣软的捏”，从宋代至清代不断向其征伐拓土，发动战争数十次，扩张的领土面积达到独立时的四倍。
古代的征服和领土变迁，自然不能按现代人的是非标准要求，而现代越南史学家为强调“民族自强精神”，总是宣传所谓“两千年反侵略斗争史”，若按此逻辑，它自己独立后也有一千年侵略他人史。有的西方史学家研究越南史后，称该国为“东方普鲁士”，恰恰说明其自古就有征战扩张传统。
越南独立后，难免引起中原王朝不快，宋、明两朝都曾想恢复对那里的郡县管辖，越南也曾乘宋朝衰弱多次出兵掠边。蒙元征服亚洲之际和清朝中叶，蒙古军、清军也曾出兵越南。从总体上看，越南因国力比北方强邻要弱得多，难以向北扩展势力，因而多采取守势，以保障其向南扩张时能有后方安全。
从军事地理上看，越南北部易守难攻。其边境一带山高坡陡林密，只有少数山口可以通过，易于扼守。山岳丛林地带又便于守军隐蔽部队，伺机实施游击袭扰。南进的军队即便越过几条东西走向的山脉，又会遇到数条湍急的河流，再向前还要进入红河平原水田地带，步骑兵都会困难于行进而感到困窘。
越南特有的气候，往往是北方军队的克星。那里异常潮湿，半年是雨季，还有外来人难于抗御的疫病，千年间被中原人称为“瘴疠之地”。在当地进兵作战，一般都要选择旱季(从11月至翌年5月)，一旦到了雨季便会河流泛滥，许多道路会被淹没成为汪洋。从历史上的战事看，北方军队一般只能选择旱季到此作战，如不能速战速决，一旦把战事拖到雨季，往往就会因患病众多、供应困难而被迫撤退。
宋朝曾同越南进行过多次战争，深深领会到那里的作战条件恶劣。来自北方的军人一旦深入便感到“水土不服”，战争～拖延便陷入困境。安南王朝毕竟国力弱小，也难以持续对抗，挫顿对手后马上又表示愿意进贡和尊奉中原皇帝正朔，甘居于藩属地位以求得自保。
安南也曾大举北犯，遭宋朝反击后又称臣求得息兵
回顾中越之间的古代战争史，并非只是北方南征，越南封建王朝也曾向北进犯，只是因其兵力不足采取了取巧的袭击方式。
1075年，李朝太尉李常杰利用宋朝因王安石变法出现内部不稳，率10万军队分三路大举进攻两广，攻陷钦州、廉州、邕州等地，屠杀军民数十万，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三州大屠杀”。尤其是在进攻邕州(今中国广西南宁)时，由于知州苏缄不愿降服而率全家大小36人引火自焚，李常杰便在城内“尽屠五万八千余人，并钦、廉州死亡者几十余万人，常杰等俘虏三州人而还。”邕城光复后，宋神宗追赠苏缄为“奉国节度使”并溢号“忠勇”。邕城人民敬仰他一家崇高品德而在原州署衙门废址建起一座“苏忠勇祠”纪念。1920年，当地人在他一家殉难的地方竖立一块刻有“宋苏忠勇公成仁处”的大石碑，苏缄殉难遗址于2002年还被南宁市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次安南主动进犯的作战和屠杀，显然不是什么“抵抗北方入侵”。越南史家却一直将主持这些行动的李常杰称为“民族英雄”，1974年西沙海战时南越还有一艘军舰为“李常杰”号。越南民主共和国编写的现代史，虽然也承认是李常杰主动向北进攻，却说什么“宋军的侵略阴谋已暴露无遗。边界那边，以邕州城为中心的敌人的许多侵略基地，正像许多把尖刀指向我们民族的躯体。李常杰认为：不能被动地等待宋军的侵略，而是要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由李常杰主动、灵活地部署的这次袭击深刻地体现了积极的战略指导思想--为了自卫，先发制人。”依照这种逻辑，进入别国都可说成“自卫”。
经过这一次大战，安南再不敢北犯，在军事上以保守著称的宋朝也不愿南征。安南国见宋朝只求保全面子，便长期采取两面政策。对北方中原王朝自称“国王”而处在臣服地位，在国内关起门又自称“皇帝”。当时中国邻国的称臣纳贡，对自己也有很大好处，“天朝”的惯例是按贡品的价值“加倍赏赐”以显示恩德。在此后近千年问，越南以楠木和其它土特产按“一年一贡”的方式送到中国的封建王朝，换得绸缎和其它工艺品的赏赐，等于是进行着对己有利的贸易。
三次挫败强悍的蒙古军，受明朝统治后又复国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