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公司的执行董事长丹·迪米科和纳瓦罗开始共同撰写一些专栏文章,指责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因中国操纵货币造成的,谴责中国的“大规模制造武器”,并敦促华盛顿对中国“强硬起来”。迪米科曾到国会就中国的货币政策作证。纳瓦罗则执笔写了《致命中国》。工业保护主义和企业游说让人回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崛起和有关竞争力的辩论。
文章提出,在美国,在经济关系中宣扬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利益集团包括没有为全球竞争做好准备的大公司、无法应对具有竞争力的进口产品的中小型制造企业,以及人数大幅下降的工会工人。这些组织得到了贸易上的鹰派、新保守派以及他们在学术界的同仁的支持。
在美国历史上,一些艰难时期往往会催生仇外情绪、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华议案,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反日情绪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文章说,如今妖魔化中国基于的是对经济数据的狡猾操纵、对政治情绪的利用、人们的社会成见和偏见。(编译:艾国审稿:刘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