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什么让你眼眶湿了?
徐星：哭是因为我觉得好多人的恐惧到今天还有，这已不能用可怜来形容了，这是多大的悲剧?50年了，心里的恐惧到底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让它持续到今天?
记者：挥之不去的恐惧注定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徐星：有个徐兴林，当年被朋友告发，说他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离县城很近，但他几十年都不去县城。
除了恐惧，还有控诉。谈到政治两个字时，徐兴林说，“你要是说我偷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到今天他还这么想。
思考
没人关注文革中的农民
记者：纪录片出来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善吗?
徐星：我觉得没有，他们还是在农村里生活，能有什么改善呢?
片子在他们村子里放映时，当年迫害他们的人也去看了。我尝试过采访他们，但是没成功。
记者：那受迫害者现在有什么诉求吗?浙江放映会上，我知道他们还在提补偿的事?
徐星：他们出来之后没有得到补偿，就抱怨为什么工人、知识分子都有补偿，就我们农民没有?其实越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承受的压力最大。西方有句谚语，穷人的税是最高的。
记者：农民好像也一直是文革研究中的空白?
徐星：对，大部分相关的纪录片都是拍知识分子、官员，我没见过有拍农民的。我确实觉得文革研究在农民这块儿有巨大缺陷。
我很同情这些最底层的人，你没办法用现今“正能量”的这套价值观来影响他们，他们的生活完全不是那回事。
记者：片子里翁志渝说自己听到一边在放“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另一边在放“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怀疑这是个人崇拜。像他这样的人，在当时农村算是少数的独立思想者吧?
徐星：对，他们都上过学，可能受教育程度不高，比如翁志渝上过初中。他一直强调他看报纸，他什么事儿都知道，比如中苏关系破裂了，九评什么的，都是从报纸上看的。
他们有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士”的影子，这可能是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尽管走样了，但他们是有所继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