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最困难的时期，他说过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还是为公，为了国家利益。其实，共产党无论全党还是党员本人，都没有自己的私利。西安事变，抓蒋而不杀，反而还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为抗日，为挽救民族危亡，这是党最大的忍让。周是代表党亲自到西安处理这件事的。周几次让位，也是出于党性的忍让。无论对内对外，若让而能利天下，他都义无反顾。
那么，周恩来争过椅子没有?争过，在西安、在重庆、在南京与国民党长达十年的谈判就是在争椅子，为党争，为民争。周恩来说，谈判都把人谈老了。但还是谈不成。周就甩手回延安，而蒋最后落得只能到台湾给自己安一把小椅子。新中国成立到周去世凡27年，周主持外交，参加或指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谈判，与美国人在朝鲜谈，在华沙谈;与苏联人谈，甚至在莫斯科与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都是要为中国在国际上争一把交椅。而他自己却忙得坐不暖席。毛泽东出行用专列，周出行几乎全坐飞机，不是飞机的椅子好坐，是为省时，多一点时间去工作，去为民为国多争一点权利。最危险的一次是去开万隆会议，他的坐机为敌特所炸，幸亏他临时换机，免于一难。而身边的工作人员总不会忘记周的一个工作细节，每临大会，他要亲自到主席台或会场上看一下坐席，特别是党外民主人士的座位摆得是否合适。最后又不会忘记检查一下毛主席的座椅，摇一摇，稳不稳，再看看角度，视线清不清。这就是周恩来。他心里有一个座次，孰重孰轻，何让何争，明白见底。
在看这个纪念馆时，我很庆幸1958年周让位之未成，不然国家还要多一次悲剧。又想到文革中周虽让位，林彪又不能久居，不是图位之人不想接，也不是接位之人不欲久坐，是他们不能承受这轻，不能承受周的这轻轻一让;又不能承受这重，承受这国事民心之重。庄子说：“先贤而后王”，从政者必得先有贤能之德、之力，才敢去接王位。王位是什么?就是一把办重要事情的椅子。历史上凡大让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尧让天下于舜;舜让天下于禹;孙中山让总统位于袁世凯;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毅然让位;邓小平首开在位退休先例。他们都是大公大仁之人。我在新会看到的这两把小椅凳当然不是王者之椅，它实在太普通了，甚至在民间已很难找到。但纪念馆主人很郑重地对我说：“这两把椅凳，我们刚从主人家里征集到，已作为重要文物收藏了。”我想，西柏坡会议上的那些小木凳散落民间，也不知有没有人收藏。人们现在更关注的是怎样去制新椅子。前不久，我到北京一家专门开重要会议的宾馆里就会，吃饭时，坐椅庞然而厚重，颇有几分威严，椅子围桌而立，远望如一圈逶迤的长城。用餐者入座挪椅很不方便。我忍不住对经理说，餐厅之椅还是以轻便为好，何用这样隆重?她说这是专门请人设计的，一把就二千元。我说这种重椅只合主席台上用，放在这里讲错了排场，又枉费了许多钱。但设计者恐怕另有考虑。
新会的一个小型纪念馆让我联想频频，悟到一个大道理。座位这个东西有实在的物质和虚拟的精神两方面的含义。如果只从实用考虑，能坐、舒适就行，大可不必争什么座次;如果从精神方面考虑，每个人在众人心里的位置是他德与能的总和，争与不争都是一样的。相反，争则愈见其私，品位更低;让则愈见其公，品位更高。这是做人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