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措施从形式上看比较齐全，但实际上，在现有的司法体制下操作难度很大，实践中适用的比例也很小。”湛中乐指出，“比如，罚金的额度太低，仅有五十到一百元，威慑力较弱;划拨赔偿款的账户来源存在问题，行政机关一般没有专门的赔偿基金，常以影响行政机关正常运转为由拒绝划拨;司法建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必须求助于上级行政机关或监察、人事机关，不排除出现被置之不理的情况;没有藐视法庭罪等相关的罪名，也没有明确追究刑事责任的入罪条件，操作性不强。”
“要真正解决行政诉讼‘执行难’问题，还是要从行政诉讼机制改革和司法改革入手。”胡建淼认为，“目前行政诉讼的案件尚未规定提级管辖，法院人财物都受制于同级行政机关，法院做出行政机关败诉的判决已经需要克服不小阻力，而在执行环节的难度就更大。还需要注意的是，人民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人大代表在每年的两会上要对法院的工作报告进行表决，而政府官员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较高，因此，法院在审判和执行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这个因素。如果不在整体上维护司法权威、保障独立审判，‘执行难’问题就很难得到根本解决。”
“执行难”如何解决
对拒绝履行者予以公告、对直接责任人予以拘留
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此前公布的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明确了行政机关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责任：一方面是对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情况予以公告;另一方面是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此次的修改稿，立法机关是下了大功夫的。尤其对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是本次修改最大的突破。”胡建淼谈到，“从可操作性来讲，在目前司法公开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情况下，公告制度具有较强的可行性。虽然看起来这种方式比罚款、拘留等要温和很多，但却切中了要害。一旦法院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司法裁判的情况向社会公众予以公布，行政机关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在舆论监督的配合下，上级机关和人事部门也更容易掌握情况，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裁判或依照法定程序上诉、申诉。”
湛中乐也同意上述观点，他表示，“对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情况予以公告，是本次修改中解决‘执行难’问题最重要的措施。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落实，行政机关在维护自身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方面的形象有着越来越迫切的需要。通过公告制度，可以让那些无视司法权威的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如‘过街老鼠’。这种方式，实质上是将对司法裁判的遵守与执行，与行政机关的政绩口碑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效果值得期待。”
而对于新增加的“拘留”措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薛刚凌则强调，“这实际上是为了排除行政机关妨碍诉讼的行为。但这一规定还在探讨过程中，实践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实例，究竟该如何操作，还有待探索。”
当然，解决“执行难”问题，仅靠公告和拘留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站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宏观视角来把握，在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上为保障独立审判、维护司法权威铺平道路。胡建淼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筹管理以及提级管辖、指定管辖的改革方向，使得人们对解决行政诉讼‘执行难’问题有了更多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