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主席龙云请求陈纳德给予空中支援，阻止日军跨越怒江。陈纳德义不容辞地答应了，但他马上发现自己遇上了难题。在日军前进的滇缅路上，有着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对日军进行轰炸势必会殃及这些无辜的难民，然而，局势之危急已迫使陈纳德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5月6日，他致电宋美龄请求准予对敌实施空袭：
最后一次收到的报告称，5月4日15时，日本人在怒江西岸。桥梁被毁。日本人未遇抵抗，因兵民惊恐，沿公路东撤。我认为，形势无望，日本人可乘卡车直驶昆明，除非将公路和桥梁炸毁，并坚决阻击。许多中国卡车仍在怒江西岸，有被日军缴获之虞，特请委员长核准进攻怒江与龙陵之间的目标。
中国最高当局完全明白这样做将会危及成千上万的同胞的生命，但考虑云南一旦陷于敌手，整个抗战大局就将受到严重影响，在1小时后即由宋美龄复电陈纳德：
委座命阁下倾美志愿队之全力袭击怒江与龙陵间之卡车船艇等。请转告志愿队谓余感念其忠诚，在目前危急关头，尤宜加倍努力，请继续攻击，特别是怒江上之船艇及运输工具。
第二天，经过改装的P-40型战斗机携带着炸弹，开始袭击日军。他们轰炸腊戍、畹町的日军后方基地，歼灭盘踞在龙陵城的日军，破坏敌人的运输线。8日，有日军一部企图偷渡怒江，结果在志愿队的轰炸扫射下几乎全军覆没。云南前线的战局有了转机，日军过江的危险至少已暂时排除。
虽然战后日方公布的材料表明，日军当时并无渡过怒江的计划，但也不能排除日军前线部队好大喜功，乘虚而进的可能性。在缅北战役刚刚失败，中国军队退却之际，志愿航空队轰炸日军的行动，对于稳定军心，巩固防线，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如当时舆论所指出的：“我美志愿空军与陆上部队相配合，打击敌人运输交通，追击歼灭，使我保山、腾冲、龙陵三角地区中的局势，造成最有利状态者，这实在是主要因素之一”，有了它的“配合作战”，“恶劣局势可以急转，前进攻势可以迅速展开”。
5月中旬，滇缅一带进入雨季，志愿航空队只得停止飞行。但至下旬，陈纳德又抓住偶然出现的几个晴天，派遣飞机继续攻击日军，并袭击了河内的日军机场。整个5月份，志愿航空队共击毁日本战斗机24架，轰炸机1架、卡车57辆，自己损失5名飞行员和6架飞机。6月，云南的气候已不适合继续作战。5日，美国志愿队总部及两个中队的飞机移驻重庆郊区的白市驿机场。随后3天，陈纳德出动志愿队所有的飞机在重庆上空巡航，以让日本空军明白志愿航空队已在保卫重庆的上空。此后，又在重庆大摆“空城计”，调遣大部分飞机到衡阳、零陵、桂林一带，向驻华日本空军挑战。
陈纳德的这种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很快在华中战场取得了效果。华中早已成为日本空军的天下，他们已经好几年未在这里受到有力抵抗了。因此，他们甚至把这里作为增加新手实战经验的训练场所。但是，他们很快就领教了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厉害。6月12日，志愿航空队在桂林迎击日本战斗机队，一举击落8架日机，击伤多架。美国志愿航空队在华中上空的出现，给原先为所欲为、毫无顾忌的日本空军造成极大的威胁和心理压力。即使是最优秀的日本飞行员也被陈纳德打了就走的空中游击战术弄得晕头转向，每当驾机升空就有些忧心忡忡。日本第54战斗机队队长在向上司报告时承认，尽管美国志愿航空队规模不大，但它“发挥速度和火力的优势，采用打了就走的战术”，使“我方处于不利地位”，因而要求增派飞机。桂林30万市民却为飞虎队的战绩欢欣鼓舞，发起了慰劳运动，募得慰劳金2万元，送给美国志愿航空队，以表达对于志愿队员的感激之情。
至7月初，美国志愿航空队在其存在的半年多时间里，以不满百架的飞机，作战百余次，取得了击落日机299架的辉煌战绩。为了取得这些胜利，13名飞行员在作战中牺牲了生命，另有10名在事故中遇难。志愿航空队在战斗中一共损失了70多架飞机，其中绝大多数并不是在空中被日军击落的，而是在地面上丧失的。就敌我损失之比而言，美国志愿航空队取得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是创纪录的。
美国志愿航空队的英文缩写是AVG，不少中国人认为这正是“美国最好”(America Very Good)的象征。当时，中国人看见志愿航空队员往往会伸出大拇指，夸奖一声“顶好!”中国人民对日本空袭有切肤之痛，因而在他们眼里，痛歼日机的志愿航空队正是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最好支援。作为志愿航空队的指挥官，陈纳德也因此而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和最好的朋友。
文章摘自《陈纳德与陈香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