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解放区方圆不足五十公里，却聚集着中原军区数万人的部队和家属，还有四十万的百姓。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令这里的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王恩茂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困难，就是搞粮的次数太多……百姓感到粮食负担不知要负担到哪一天;负担的分量也重，百姓感到负担不了……我们说过再也不借了，现在又借，则失信誉。”国民党军不但控制了所有可能运输粮食的道路，而且在边缘地区故意抬高粮价，以吸引解放区内百姓的粮食外流。
中原解放区根本无法运输任何给养。此刻，在解放区的北面是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军，西北面是第六十六军，而在第四十七军和第六十六军的北面还有第四十一军，东面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南面是第七十二军，西面是第七十五军。国民党军将这个狭窄的区域围困得铁桶一般密不透风，仅环绕解放区的碉堡就修建了六千多座，致使李先念部的数万官兵犹如在汪洋大海中困守于一叶孤舟。
中原军区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下去。
八千多名编余干部和战士被要求复员。——中央的指示是：“如果你处只能养活五千人，那就只留五千人，其余不愿走者可令其隐蔽或遣散。”同时，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干部被秘密向外转移。当时，由于黄河决口而流离长江沿岸的难民需要返乡，国民政府为这些难民专门开辟出一条北返的通道，很多共产党干部化装成难民通过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联合国救济总署在宣化店设有办事处，共产党人通过大量的工作，用救济署的名义和证件也转移出不少干部。中原军区还制造了大量惟妙惟肖的假证件，包括外国通讯社的记者证、国统区百姓的身份证，甚至还有国民党军队的军官证，这些假证件居然有效地掩护了一些转移干部的身份。为了化装转移，中原军区组织部专门设立了一个化装转移站，召集有敌后工作经验的同志传授化装技巧，并根据需要转移干部的年龄、口音、长相和气质，精心设计其化装后的身份与经历。仅这个化装站，就成功转移出四百多名干部。转移出去的人究竟是少数，中央要求中原军区同时还要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合法斗争”。所谓“合法斗争”，就是国共两党旷日持久的谈判。
一九四六年初，军调部负责调处中原战事的第九执行小组与国共双方军队代表在靠近豫鄂交界处的罗山县开始谈判。参加罗山谈判的国民党军方代表是驻守罗山的第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和驻守信阳的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共产党军方代表是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由于美方的努力斡旋，艰苦的谈判之后，最终签署了《罗山协议》。协议规定：“共产党能够领导之军队，得在其所驻地区之间运输给养，国民党军队不得阻挠干涉”，但是，协议依旧是一纸空文。就在王震离开罗山三天以后，他看到了中原军区的电报：“给养已到无米为炊的程度。”三月，马歇尔一行到达汉口，李先念提出中原共产党军队“被政府军围困，粮食断绝，十分困难，请求移防就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反对，认为一旦移动部队，必将“惹起误会”。周恩来反驳说：“总不能坐以待毙嘛。”为了解决中原军区官兵的生存问题，周恩来甚至争取与国民党方面做成一笔买卖：由共产党晋察冀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拿出两万吨粮食，卖给国民党军位于北平、太原、新乡和济南等处的部队，换取现金，然后拿这些现金在武汉购买粮食再转运到宣化店。买卖还没做成，周恩来却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军将在五月到九月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
